靶点迭代与价值重塑：中国创新药“出海”兑现的深层逻辑解析

摘要

2024年至2025年，中国医药行业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范式转移。随着国内医保支付制度改革（DRG/DIP）的全面深化及集采（VBP）常态化，传统“销售驱动”模式的利润空间被极限压缩，迫使行业向“临床价值驱动”转型。在此背景下，中国本土生物医药企业凭借十年的技术积累，迎来了研发成果的井喷与国际化兑现的加速期。

本报告深入剖析了这一转型背景下，中国创新药通过靶点迭代（Target Iteration）构建全球竞争力的内在逻辑，详细论述了从KRAS、HER2 ADC到PD-1/VEGF双抗等前沿领域的差异化突围路径。同时，报告探讨了大规模跨境交易（License-out）如何重塑产业价值链，并解析了在复杂的全球竞争格局与政策环境下，中国药企如何利用“中国速度”与“成本优势”实现商业价值的最大化兑现。

研究表明，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已从“跟随式创新”迈向“工程化创新”与“源头创新”并举的新阶段，出海不仅是去库存的战术选择，更是检验临床价值、重估资产定价的战略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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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行业范式转移：从销售驱动到临床价值的回归

中国医药市场正在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痛苦而辉煌的蜕变。过去二十年，行业增长主要依赖于庞大的人口红利和相对宽松的支付环境，企业的核心能力构建在渠道渗透与营销推广上。然而，随着医保基金管理精细化程度的提升，这一逻辑已被彻底颠覆。

1.1 销售驱动模式的终结：创新1.0时代的落幕

在“创新1.0”时代，中国医药市场的增长模式主要特征是“快速跟随”与“渠道为王”。企业多通过引入或仿制国外成熟靶点药物（Me-too），利用国内庞大的销售网络实现快速放量。这一阶段的资本逻辑是宽松的信贷与快速的营收增长。

然而，随着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VBP）的常态化实施，仿制药和成熟期创新药的价格水分被挤干，利润空间断崖式下跌。单纯依靠销售团队规模和带金销售模式已无法维持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与此同时，资本市场对生物医药的估值体系发生了根本性重构：投资人不再单纯为销售额买单，而是开始严苛审视管线的临床价值（Clinical Value）和差异化（Differentiation）。Clarivate的报告指出，中国生物制药行业已正式进入“创新2.0”时代。这一时代的特征是：企业开始引领尖端研发，新分子实体（NME）的产出显著增加。2024年，中国产出的NME占据了全球首次发布数量的18%，仅次于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新药产地。这标志着中国药企的生存逻辑已从“营销驱动”彻底转向“研发驱动”。

1.2 临床价值驱动的崛起：内卷下的唯一出路

在国内市场，“内卷”已成为行业的高频词。热门靶点（如PD-1/L1、EGFR）的赛道拥挤不堪，同质化竞争导致价格战提前到来。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突围，企业必须回归药物研发的本质——解决未满足的临床需求（Unmet Clinical Needs）。

“临床价值驱动”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具体的、可量化的研发指标：

• 疗效更优： 能否在头对头研究中击败标准疗法（SOC）？
• 安全性更好： 能否显著降低严重不良反应（SAE），扩大治疗窗口？
• 适应症更准： 能否覆盖现有疗法无效的突变类型或耐药人群？

只有具备上述特征的产品，才能在国内通过医保谈判获得合理的支付价格，更重要的是，才能具备“出海”的资格。2024年至2025年上半年，中国药企对外授权（License-out）交易呈现井喷之势，交易总额屡创新高，这正是国际市场对中国创新药“临床价值”的直接认可。辉瑞、阿斯利康、葛兰素史克（GSK）等跨国药企（MNC）频繁在中国“扫货”，证明了中国资产已成为全球医药研发版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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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靶点迭代的内在驱动力：从跟随到超越

在“临床价值驱动”的逻辑下，靶点迭代（Target Iteration）成为中国创新药研发的核心引擎。这种迭代不是简单的分子修饰，而是基于对疾病生物学深刻理解之上的工程化改造，旨在克服第一代药物的缺陷（如毒性、耐药性、低响应率）。以下我们将通过KRAS、HER2 ADC、CLDN18.2及双抗等领域的深度案例，解析这一内在驱动力。

2.1 KRAS抑制剂：攻克“不可成药”高地的差异化突围

RAS基因突变是人类癌症中最常见的驱动基因之一，其中KRAS突变占85%。长期以来，由于KRAS蛋白表面平滑缺乏结合口袋，曾被视为“不可成药”靶点。直到安进（Amgen）的Lumakras（sotorasib）和Mirati的Krazati（adagrasib）利用共价键结合G12C突变位点的半胱氨酸，才打破了这一僵局。然而，这两款药物仍面临疗效有限（PFS较短）和毒性（肝毒性、胃肠道反应）的问题。

2.1.1 KRAS G12C的精细化迭代：安全性即疗效

中国企业在KRAS G12C领域的跟进，采取了典型的“Me-better”乃至“Best-in-Class”策略。

• 加科思（Jacobio）的Glecirasib（JAB-21822）：加科思在分子设计上极度注重变构调节的特异性与药代动力学性质的平衡。其核心迭代逻辑在于解决竞品的毒性痛点。临床数据显示，Glecirasib在二线及以上非小细胞肺癌（NSCLC）治疗中，客观缓解率（ORR）达到47.9%-49.6%，疾病控制率（DCR）高达86.3%。更为关键的是其安全性数据：因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AEs）导致的停药率仅为5.0%，而竞品通常在10%-15%之间。Glecirasib展现出极佳的胃肠道耐受性，这不仅提高了患者的依从性，更重要的是为“联合用药”留出了宝贵的安全性窗口。加科思正是利用这一优势，积极探索Glecirasib与SHP2抑制剂等药物的联用，试图通过双重阻断通路来延缓耐药，这是第一代药物难以做到的。
• 信达生物（Innovent）的Fulzerasib（Dupert）：作为中国首个获批上市的KRAS G12C抑制剂，Fulzerasib的成功在于极高的开发效率与注册临床执行力。其获批不仅填补了国内市场空白，也验证了中国本土企业在攻克高难度靶点上的CMC（化学成分生产和控制）能力与临床开发能力。

2.1.2 KRAS G12D与泛RAS：向无人区进军

如果说G12C是“红海”，那么G12D则是尚待开发的“蓝海”。KRAS G12D在胰腺癌、结直肠癌中高发，且缺乏G12C那样的反应性半胱氨酸，开发难度呈指数级上升。

• 恒瑞医药的HRS-4642：恒瑞医药在这一领域走在了全球前列。HRS-4642不仅针对G12D突变，还通过独特的分子胶或非共价结合机制探索突破。恒瑞的策略是从单药向联合用药迭代，目前正在开展HRS-4642与EGFR单抗（尼妥珠单抗）及化疗的联合临床试验（NCT07240766），旨在通过同时阻断上游EGFR信号和下游KRAS信号，克服胰腺癌中常见的代偿性信号通路激活导致的耐药问题。这种针对难治性肿瘤（胰腺癌被称为“癌王”）的源头创新尝试，体现了中国药企敢于挑战全球研发高地的决心。

2.2 HER2 ADC：平台技术驱动的工程化胜利

抗体偶联药物（ADC）是中国创新药出海最璀璨的明珠。中国企业在这一领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连接子（Linker）和载荷（Payload）技术的精细化迭代。

2.2.1 恒瑞医药SHR-A1811：对标Enhertu的极致优化

SHR-A1811被视为阿斯利康/第一三共Enhertu（T-DXd）的强力挑战者。Enhertu虽然疗效惊人，但其间质性肺炎（ILD）的发生率（约12%）一直是临床应用的一大阴影，甚至有致死风险。

SHR-A1811的迭代逻辑非常清晰：

• 保持高疗效： 同样采用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作为载荷，并设计了可裂解连接子，保留了关键的“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使其对HER2低表达肿瘤依然有效。
• 降低毒性： 通过优化载荷的亲脂性和代谢稳定性，以及调整药物抗体比（DAR），SHR-A1811旨在降低脱靶毒性，特别是肺毒性。临床前及早期临床数据显示，SHR-A1811具有更优的安全性特征，这使其在未来的辅助治疗或更前线治疗中可能具备BIC潜力。

2.2.2 荣昌生物RC48：差异化抗体与适应症策略

荣昌生物的Disitamab Vedotin（RC48）则展示了另一种迭代思路——差异化。

• 抗体差异： RC48没有沿用经典的曲妥珠单抗（Trastuzumab），而是筛选了具有更高亲和力和内吞效率的新型HER2抗体（Disitamab），这使得药物能更有效地进入肿瘤细胞。
• 适应症差异： 在乳腺癌竞争激烈的背景下，RC48率先在尿路上皮癌（UC）和胃癌（GC）中取得突破，填补了这些领域的治疗空白。
• 机制协同： 研究发现RC48能诱导免疫原性细胞死亡（ICD），这为其与PD-1单抗的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临床数据显示，RC48联合PD-1单抗在尿路上皮癌中的ORR高达70%以上（部分数据显示44.1% vs 单药20.0%），显著优于单药。这种机制上的协同效应直接促成了其与Seagen（现辉瑞）高达26亿美元的海外授权交易。

2.3 双特异性抗体：机制创新带来的颠覆性疗效

双抗领域，尤其是PD-1/VEGF双抗，是中国药企在“靶点迭代”上最引以为傲的成就之一。

2.3.1 康方生物依沃西单抗（Ivonescimab）：重写全球标准

康方生物的依沃西单抗（AK112/Ivonescimab）是基于其Tetramabody平台开发的四价双特异性抗体。其迭代逻辑在于“一石二鸟”且“协同增效”：

• 结构优势： 分子能同时阻断PD-1（免疫检查点）和VEGF（血管生成）两条通路。更巧妙的是，由于肿瘤组织中VEGF浓度远高于正常组织，该分子能利用VEGF作为“锚点”，将药物富集在肿瘤微环境，从而在提高肿瘤局部药物浓度的同时，降低了全身性副作用。
• 头对头击败药王： 在2024年WCLC上公布的HARMONi-2研究结果震惊了全球医药界。这是一项单药头对头比较Ivonescimab与帕博利珠单抗（Keytruda）在一线PD-L1阳性NSCLC患者中的III期临床研究。结果显示，Ivonescimab显著延长了PFS（中位PFS 11.14个月 vs 5.82个月），风险比（HR）达到0.51（P<0.0001），意味着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降低了49%。
• 普适性获益： 无论是在PD-L1高表达（TPS≥50%）还是低表达（TPS 1-49%）人群，无论是鳞癌还是非鳞癌，Ivonescimab均显示出优于Keytruda的疗效。这一结果不仅验证了双靶点机制优于单靶点，更标志着中国创新药有能力挑战并取代全球现有的标准疗法（SOC）。

2.4 新兴靶点的抢滩：CLDN18.2与TROP2

除了上述热门领域，中国企业在新兴靶点上也展现了极强的敏锐度。

• CLDN18.2：这是一个在胃癌与胰腺癌中高表达的靶点。虽然安斯泰来（Astellas）的Zolbetuximab率先获批（2025年在中国获批），但它是单抗。中国企业则迅速跟进开发了更具威力的ADC版本。

  • 康诺亚（Keymed）/阿斯利康的CMG901：首个进入临床的CLDN18.2 ADC，阿斯利康以6300万美元首付、超11亿美元总额引进，看中的正是其在全球胃癌治疗格局中的First-in-Class潜力。
  • 创胜集团（Transcenta）的Osemitamab (TST001)：作为一款高亲和力单抗，其在CLDN18.2低表达人群中也显示出疗效，且在联合O+Y（纳武利尤单抗+化疗）的一线胃癌治疗中展现了BIC潜力（mPFS 16.6个月）。
• TROP2 ADC：科伦博泰的SKB264（Sac-TMT）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和乳腺癌中均取得了优异数据，特别是在EGFR突变耐药后的NSCLC中，成为全球首个获批该适应症的ADC，其临床价值直接促成了默沙东的重注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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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创新药出海的价值链重塑：从“卖产品”到“卖创新”

随着靶点迭代成果的显现，中国创新药“出海”的形式和内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而重塑了全球医药产业的价值链。

3.1 交易结构的演变：风险共担与价值前置

2024年至2025年，中国药企的跨境交易（License-out）进入了爆发期。与以往简单的“卖断”不同，现在的交易结构更加复杂，体现了双方的深度博弈与合作。

3.1.1 交易井喷的数据透视

据统计，仅2025年上半年，中国至国际的合作交易就有61起，涉及资产总金额达到485亿美元。2024年全年，中国企业对外授权交易的首付款总额高达42亿美元。这些数据表明，中国已成为全球医药创新的重要“供货商”。

3.1.2 价值链重构

• MNC的角色变化： 面对“专利悬崖”和《通胀削减法案》（IRA）带来的药价压力，MNC被迫削减早期高风险研发，转而寻求“外部化”（Externalization）。它们更倾向于引进已经过概念验证（PoC）的资产。
• 中国药企的定位： 中国药企凭借高效的临床前开发和快速的早期临床（Phase I/II），承担了药物研发中风险最高、效率要求最高的“从0到1”阶段。通过License-out，中国药企将后续昂贵的全球III期临床和商业化风险转移给MNC，换取首付款（Cash）以维持生存，并保留里程碑（Milestone）和销售分成（Royalty）以享受未来收益。

3.1.3 “价格剪刀差”与成本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资产的交易价格通常具有极高的“性价比”。数据显示，中国资产的首付款通常比全球平均水平低60%-70%。这并非单纯的“贱卖”，而是基于中国极低的研发成本（人力、临床试验成本）所形成的定价优势。这使得MNC能以更低的成本获取高质量管线，同时也保证了中国药企获得可观的利润率，形成了双赢的价值链闭环。

3.2 典型交易案例与价值链解析

授权方	引进方	核心资产	交易金额 (首付/总额)	价值链重塑逻辑
康方生物	Summit Therapeutics	Ivonescimab (PD-1/VEGF)	$500M /$5B	单药重磅化： 验证了双抗取代单抗成为基石疗法的潜力；康方保留中国权益，利用Summit的临床资源撬动欧美市场，实现了资产价值的几何级倍增。
科伦博泰	默沙东 (Merck)	SKB264 (TROP2) 及多款ADC	$175M /$11.8B+ (累计)	平台化输出： 默沙东借此“包圆”了科伦的ADC平台，将其作为自身肿瘤管线的核心支柱；科伦则从一家传统药企子公司转型为全球ADC研发高地。
恒瑞医药	GSK	HRS-9821 (PDE3/4) 等多款	$160M+ /$12B+ (潜在)	管线级合作： 涉及呼吸、肿瘤等多领域，标志着中国Big Pharma具备了向MNC输出“成套管线”的能力，而非单点突破。
映恩生物	BioNTech	DB-1303 (HER2 ADC) 等	$170M /$1.5B+	技术互补： BioNTech利用中国ADC的工程化能力快速切入实体瘤，弥补mRNA技术的短板；映恩生物获得全球背书。
阿斯利康	CSPC (石药集团)	临床前管线/AI平台	$110M /$5.2B+	源头与AI结合： MNC开始为中国的早期发现能力甚至AI药物发现平台买单，合作阶段大幅前移。

3.3 自主出海的探索：百济神州与传奇生物

除了License-out，少数头部企业探索出了“自主出海”的路径，这代表了价值链的最高端——建立全球商业化能力。

• 百济神州（BeiGene）：凭借泽布替尼（Brukinsa）在头对头试验中击败伊布替尼的优异数据，百济神州成功建立了美国直销团队。2024年Q3，泽布替尼全球销售额近10亿美元，其中美国市场贡献超过5亿美元。这证明了只要产品够硬，中国药企完全可以在最成熟的市场分一杯羹。
• 传奇生物（Legend Biotech）：其CAR-T产品Carvykti通过与强生（Janssen）的合作，虽然让渡了部分利润，但解决了极其复杂的细胞治疗生产与物流难题。2024年Q3，Carvykti净销售额约2.86亿美元，同比增长87.6%。传奇生物的模式是“借船出海”的极致版本，利用合作伙伴的商业化基础设施实现了产品的全球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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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竞争格局中的“出海”定位：差异化与Best-in-Class

在全球医药市场的红海竞争中，中国创新药的定位策略直接决定了其商业兑现的成败。目前主要呈现出两种主流策略：“差异化生存”与“BIC正面突围”。

4.1 差异化（Differentiation）：避实击虚

对于大多数非First-in-Class的资产，差异化是生存的前提。

• 适应症差异化：荣昌生物的RC48是一个经典案例。在HER2 ADC领域，乳腺癌是Enhertu的绝对领地。荣昌生物明智地选择了尿路上皮癌（UC）和胃癌作为突破口。UC是HER2高表达但缺乏有效疗法的领域，RC48凭借这一差异化适应症快速获得FDA突破性疗法认定，并在中国获批，成功避开了与巨头的正面交锋。
• 安全性差异化：前文提到的加科思KRAS G12C抑制剂，通过降低胃肠道毒性来寻求差异化。在联合用药已成为肿瘤治疗趋势的今天，安全性好的药物往往能成为更理想的“联用搭档（Backbone）”，从而在市场上占据独特生态位。

4.2 同类最佳（Best-in-Class）：硬核数据的正面突围

随着技术实力的提升，中国头部企业开始敢于采取BIC策略，直接挑战全球霸主。

• 疗效为王（Efficacy First）：康方生物Ivonescimab头对头击败Keytruda，是BIC策略最强有力的证明。这种胜利不仅基于数据（HR 0.51），更基于对临床痛点的精准打击（如双抗对肿瘤微环境的特异性富集）。这种“硬核”数据是打破MNC垄断、获得高额溢价的唯一通行证。
• 工程化胜利（Engineering Victory）：中国ADC药物的集体崛起，本质上是工程化能力的胜利。无论是科伦博泰还是恒瑞，都在连接子稳定性、载荷释放机制、DAR值优化上做到了极致。这种“微创新”叠加在一起，最终在临床上转化为显著的疗效或安全性优势（如降低间质性肺炎风险），从而具备了全球BIC潜力。

4.3 中国速度与成本优势：不可忽视的战略资产

在竞争格局中，中国的“效率”本身就是一种核心竞争力。

• 临床试验成本优势：根据2024年的报告，中国开展临床试验的成本显著低于美国。例如，在非小细胞肺癌的III期临床试验中，美国的人均成本约为6.9万美元，而中国仅为2.5万美元。这种巨大的成本优势使得中国药企能够以更少的资金完成更多的概念验证（PoC），或者在同样的预算下开展更大规模的试验。
• 入组速度（Enrollment Speed）：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集中的医疗资源，使得临床试验的受试者招募速度极快。在抢占First-in-Class或BIC上市时间窗的竞争中，速度往往决定了生与死。许多MNC选择与中国企业合作，正是看中了这种“中国速度”能显著缩短药物上市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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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政策与支付环境的协同作用：推力与拉力

中国创新药的“出海”不仅是企业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更是国内外政策环境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国内政策的“推力”与国际市场的“拉力”形成了完美的闭环。

5.1 国内政策的推力：DRG/DIP与集采的倒逼机制

中国医保支付改革正在重构医院的用药逻辑，对创新药商业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5.1.1 DRG/DIP的控费压力

DRG（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和DIP（按病种分值付费）的全面实施，意味着医保对医院的支付从“按项目付费”转变为“按病种打包付费”。医院不仅不能从多开药中获利，反而需要控制成本以获得结余。这导致了医院对高价创新药的准入变得极其谨慎。只有那些具有显著药物经济学价值（如能缩短住院天数、减少并发症）的药物，或者被纳入“除外支付/单独支付”名单的药物，才能在医院获得广泛使用。

5.1.2 创新药支付支持与局限

为了支持创新，北京等地出台了“创新医药产品除外支付”政策，允许部分创新药不占用DRG/DIP额度。然而，整体来看，国内医保的支付能力相对有限，价格“天花板”明显。

协同作用： 这种严苛的国内支付环境客观上起到了“筛选器”的作用。它淘汰了伪创新，迫使企业必须开发出真正具备临床价值的药物。同时，受限于国内市场的回报率，企业为了覆盖高昂的研发成本，必须将目光投向支付能力更强的海外市场。

5.2 海外环境的拉力：支付溢价与MNC的焦虑

5.2.1 巨大的价格剪刀差

美国市场的药物定价通常是中国的10倍甚至更高。以泽布替尼为例，其在美国的年治疗费用远高于中国。这种巨大的价格差异（Arbitrage）是出海的核心经济动力。只要能拿下一小块美国市场，其利润可能就超过整个中国市场。

5.2.2 IRA法案与MNC的采购清单

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IRA）允许医保对部分上市多年的高价药进行价格谈判，且对小分子药物的“价格豁免期”（9年）短于大分子生物药（13年）。

协同作用： 这导致MNC在收购或引进资产时，更加偏好生物药（如ADC、双抗）以获得更长的独占期。恰逢中国在ADC和双抗领域爆发，双方需求一拍即合。中国药企提供的正是MNC急需的、受IRA影响相对较小的高价值生物资产。

5.3 地缘政治与监管的挑战

尽管商业逻辑顺畅，但地缘政治风险（如《生物安全法案》）始终悬在头顶。这可能导致MNC在并购（M&A）中国企业时变得谨慎，而更倾向于License-out这种资产层面的合作。此外，FDA对临床数据完整性、多样性（多区域临床试验MRCT）的要求也在提高，这要求中国药企在出海时必须严格遵循ICH标准，不仅要“快”，更要“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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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迈向全球生物医药价值链的高端

中国医药行业正处于从“销售驱动”向“临床价值驱动”转型的历史关键期。在这一进程中，“靶点迭代驱动的创新药出海”不仅是企业应对国内内卷的战术突围，更是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升级的战略必然。

核心结论：

1. 技术自信的建立： 从KRAS G12C/D的差异化设计，到HER2 ADC的工程化改造，再到PD-1/VEGF双抗的机制创新，中国药企已证明其在复杂生物学靶点上具备了打造全球“Best-in-Class”产品的实力。
2. 价值链的跃升： License-out交易的井喷标志着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医药创新的重要“策源地”。通过与MNC的深度绑定，中国药企实现了风险的转移与价值的提前兑现，从“全球工厂”升级为“全球实验室”。
3. 内推外拉的必然： DRG/DIP等政策在国内挤压了低效产能，筛选出了优质资产；而海外的高支付溢价和MNC的管线焦虑则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这种推拉合力，将持续推动中国创新药走向世界。

展望未来，2025年至2030年将是中国创新药出海的“兑现大年”。随着更多中国创新药在海外开展注册性临床并获批上市，中国将在全球医药价值链中从“跟随者”跃升为“挑战者”乃至“引领者”。对于行业参与者而言，坚守临床价值、持续进行深度的靶点迭代，并灵活运用全球化商业策略，将是穿越周期、实现长远发展的唯一路径。

来源：https://vestlab.beikee.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