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中改良与革命的博弈：体制刚性、激进化诱因与社会转型的结构性困境

中国近代史的演进过程呈现出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即温和的改良路径往往在关键的历史关头让位于激烈的革命运动。这种从“改良不如革命”到“由温和转向激烈”的社会心理与政治现实，并非单一因素的产物，而是体制刚性、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民族危机的紧迫性以及知识分子思想范式转换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对晚清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国民政府时期以及二十世纪思想史的深度解析，可以发现，每当体制内的自我修正机制因触及核心权力分配而失效时，社会变革的动能便会不可避免地向激进主义偏移，从而形成一种循环式的激进化路径。

晚清改良路径的制度性死结与利益博弈

晚清时期的政治改革尝试，是中国近代史上“温和转向激烈”的第一个重要观察窗口。这一时期的改良运动，无论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还是1901年开始的清末新政，其核心矛盾均在于统治阶层的权力垄断意愿与社会日益增长的分权需求之间的剧烈冲突。

戊戌变法的权力架构冲突与牺牲逻辑

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中国精英阶层试图通过君主立宪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首次系统性尝试。然而，这场变法从一开始就笼罩在清廷高层权力斗争的阴影下。慈禧太后虽在初期对改革持观望或默许态度，但这种默许的前提是改革不应动摇其作为最高实权者的地位。随着变法的深入，光绪帝与维新派采取了裁撤冗官、精减机构等激进措施，这直接触动了广大保守官僚和满洲贵族的切身利益。这些既得利益者迅速向颐和园集结，形成了以慈禧为核心的“后党”，其实力远超以光绪为首、缺乏行政根基的“帝党”。

维新派的悲剧性在于其策略的孤立与急躁。康广仁曾深刻总结变法失败的原因，认为康有为的改革方案“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这种在缺乏广泛共识和行政实权支持下的制度跃进，不仅未能实现预期的改良效果，反而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谭嗣同的殉难是这一转折点的象征，他认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并甘愿成为中国为变法流血的第一人，这实际上预示了改良派内部已经产生了对温和手段有效性的深刻怀疑。

晚清权力中心在戊戌变法期间的博弈维度

维度	帝党（光绪帝与维新派）	后党（慈禧太后与保守派）
权力合法性来源	皇帝名义上的最高裁决权。	慈禧通过长期执政形成的非正式实权与人脉。
改革的核心驱动	效法英日，建立现代行政与教育体系。	维护传统权力结构，防止“保中国不保大清”。
对既得利益的态度	试图通过行政命令直接削减冗员。	作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坚决抵制分权。
危机处理方式	寄希望于军事力量（如袁世凯）的投机。	发动军事政变，实行废立（虽未成功）。

慈禧在政变后对光绪的囚禁以及对维新派的残酷镇压，彻底切断了清朝体制内温和改革的某种连续性。尽管后来因外交压力和内部动荡不得不部分恢复变法内容，但这种在刺刀保护下的“补考”已失去了最初的政治信用。

清末新政的“利益自保”陷阱

戊戌变法失败后，清政府在《辛丑条约》的沉重打击下，被迫开启了规模更大的“清末新政”。历史学家袁伟时指出，晚清既得利益集团在面临灭顶之灾时，也会表现出某种“要改革才能生存”的底线共识，但其核心驱动力始终是“保位子”，即通过改革来强化皇权的垄断地位。

这种以“保位子”为前提的改革，注定无法触及政治制度的核心——分权与监督。在经济领域，清末新政虽然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但其重心往往放在官办垄断企业上，民营企业长期缺乏发展的自由和法律保障，经济体系失去了自我增长的活力。更具毁灭性的是在政治分权上的吝啬。1911年5月成立的“皇族内阁”成为了压死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在13名内阁成员中，满洲贵族占9人，其中皇族成员竟达5人。这种赤裸裸的权力垄断，让原本对朝廷抱有最后幻想的立宪派彻底转向了革命阵营，温和的立宪运动因此全面崩溃，为武昌起义的爆发提供了社会共识的真空地带。

思想史视阈下的激进化趋势：从求富强到求总全

中国近代史上“从温和到激烈”的演变，不仅体现在政治行动上，更深植于知识分子的思想底层逻辑中。Benjamin Schwartz 在对严复等早期思想家的研究中发现，中国近现代思想的演进其实是一个不断“工具化”西方理念以追求国家富强的过程。

严复与自由主义的歧路

作为向中国引介西方自由主义的第一人，严复对自由的理解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Schwartz 敏锐地指出，严复理解西方自由主义的钥匙是“社会有机体”理论。在严复的认知中，个人自由并非是像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中那样的“终极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其意义在于通过释放个人的潜能和能量，最终将其汇聚并“整合”为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力量。

这种将个人权利置于国家利益之下的逻辑，使得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缺乏抵御集体主义和激进政治的免疫力。当温和的改良和法律建设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民族生存危机时，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耐心迅速耗尽。正如 Schwartz 分析的，严复未能看清自由主义中“视个人为终极价值”的精神内核，这种认知的缺失为后来更具整体性、激进性的意识形态进入中国扫清了障碍。

1903年：梁启超的思想迷惘与转型

1903年是清末思想界的一个分水岭。此前，梁启超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改革派与革命派的折中立场。然而，在经历了1903年的美国之行后，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了显著的徘徊和迷惘。他在《新中国未来记》中试图描绘一个通过和平移交权力实现共和的国家模型，这反映了他对暴力革命可能导致社会解体的极度恐惧。

梁启超在1904年发表的《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中，开始系统性地强调革命的危险性。他将革命分为广义、次广义和狭义：广义指社会变动，次广义指政权更迭，而狭义指纯粹的武力夺权。他认为，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仅仅是狭义的、“野心的”私人革命，而非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团体革命”或“自卫革命”。这种对革命的戒备，反映了改良派试图通过提高国民素质（新民说）来实现稳健转型的努力，但这种“先开民智后行宪政”的逻辑在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面前显得过于遥远。

梁启超对“革命”与“改革”的定义比较（1903年视角）

概念	Reform（改革/革新）	Revolution（革命）
定义本质	因其所固有而损益之以迁于善。	若转轮然，从根底处掀翻之。
历史蓝本	英国1832年议会改革。	法国大革命。
社会代价	能量的积聚，积小成大，代价较小。	能量的剧烈消耗，易导致秩序崩溃。
适用前提	有英明的皇帝或具有政治觉悟的精英。	体制彻底腐朽，无法自我更新。

然而，尽管梁启超等人在理论上警惕革命，但由于清廷在实践中拒绝进行实质性的政治分享，思想界的激进化趋势已不可阻挡。民族主义在这一时期成为了革命的催化剂。章太炎等革命派强调，既然政府是“异族政府”且推行专制，那么民族主义（排满）就成为了实现国民主义（立宪）的前提。这种种族主义色彩的动员方案，比温和的改良学说更易于在民众中产生爆炸性的感召力。

国民政府时期的“改良”限度与农村溃败

民国成立后，尤其是在1927年至1937年的“黄金十年”期间，南京国民政府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并尝试在“训政”框架下推行一系列现代化改革。然而，这段时期的改良努力由于缺乏对社会深层结构的处理，最终未能阻止激进革命的再次兴起。

财政脆弱性与“黄金十年”的含金量

国民政府的改革措施虽然在城市和工业领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其财政结构却带有深刻的寄生性。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大量依靠债券和借款，且支付较高利息，导致全国投资的约70%从实体工商企业流向了政府债务。这种赤字财政不仅推高了通货膨胀压力，也严重削弱了民族工业的长期扩张能力。

在金融领域，宋子文和孔祥熙推动的“废两改元”和“法币政策”虽然统一了货币，但在应对大萧条和白银危机时显得力不从心。特别是当法币与银价脱钩后，政府获得了近乎无限的货币发行权，这在后来的战争岁月中演变成了剥夺民众财富的工具，彻底摧毁了国民政府在中间阶层中的信用。

农村的赤贫化与改良的失效

国民政府最大的失败在于其对农村问题的无能。孙中山曾提出“二五减租”和“平均地权”的改良方案，旨在通过温和手段解决中国几千年的土地问题。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在基层行政上高度依赖地方豪绅和旧势力，导致这些改良措施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巨大的结构性阻力。据1933年的调查，中国20个省的农民平均负债比例高达62%。在大城市呈现表面繁荣的同时，农村地区却是“赤地千里、遍地饿殍”。资本从农村大规模向通商口岸逃逸，造成了中国城乡关系的极度扭曲。这种“改良在城市，赤贫在农村”的格局，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民为核心的彻底革命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动员资源。

1927-1937年国民政府“黄金十年”各项指标评估

积极方面	消极与风险方面
工业增长建立了轻工业体系及资源委员会下的国防工业。	投资过度向政府债务集中，官僚资本膨胀。
金融改革实现了货币统一（法币），回收了关税自主权。	法币政策极度依赖信用，后演变为恶性通胀。
政治体制相继颁布民法、刑法等，司法体系渐趋完备。	军事独裁与特务统治，派系林立，贪腐成风。
农村状况推动了部分乡村建设运动，制定了《土地法》。	农民负债累累，土地改革因既得利益阻挠停顿。

激进主义的反思：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告别革命”论争

当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国内外政治格局的剧变，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对近现代史中的“激进主义”进行系统的哲学和历史学反思。李泽厚与刘再复在1995年出版的《告别革命》，成为了这场论争的导火索。

李泽厚的渐进改良方案与代价论

李泽厚认为，革命在二十世纪中国虽然占据了道德高地，但其所承诺解决的问题往往未能实现，反而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破坏和制度倒退。他提出，革命是一种能量的“剧烈消耗”，而改良则是一种“能量积累”，虽然看起来慢，但在制度建设的稳定性上其实更快。他明确批评辛亥革命是“搞糟了”，认为如果中国当时能沿着康、梁的君主立宪道路走下去，现代化的代价会小得多。

李泽厚提出了一套“四阶段论”作为社会转型的理想路径：经济发展作为先决条件；伴随经济增长逐步放开个人自由；在自由的基础上寻求社会公正；最后落脚到政治民主。这种“以时间换空间”的逻辑，本质上是对激进主义导向的彻底否定。他甚至将1989年的学运也归结为“政治激进主义”的后果，认为这种激进性导致了原本可能存在的温和转型契机的丧失。

余英时与激进化的连续性分析

与李泽厚侧重于当代政治建议不同，余英时更多地从思想史的演进逻辑出发，提出了中国近代思想史是一个“不断激进化”的过程。他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主张维持现状被视为保守，而任何打破现状的尝试都被视为激进。然而，激进的定义是相对的：当最温和的改良（如戊戌变法）被定性为反叛时，社会心理就会向更激进的革命（如辛亥革命）漂移；而当辛亥革命后的建政不顺时，更激进的全盘反传统主义（五四运动）和阶级斗争学说便获得了合理性。

这种不断激进化的诱因，在于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强“刚性”。在这种刚性结构下，温和的改良往往因为触及统治核心的微小利益而被定性为不忠，从而迫使改革者为了生存而选择更彻底的推翻方案。正如海外学者邹谠所指出的，中国现代化的挫折不应简单归咎于革命，而应归咎于那种“全赢全输”的斗争形式，这种形式使得政治参与者缺乏妥协的空间，只能在“彻底顺从”与“彻底颠覆”之间二选一。

结论：改良与革命的辩证法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上“改良不如革命”的倾向，并非是某种民族性格的必然，而是特定历史结构下的悲剧性选择。晚清以来，统治阶层在面临制度转型时，往往由于对既得利益的短视守护，错失了多次温和改革的窗口期。当改良的步伐始终落后于社会危机的爆发速度时，革命就成为了社会动员中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剧药”。革命固然带来了旧秩序的瓦解，但其所携带的激进主义惯性也对法治和个人自由的构建造成了长期困扰。

理解这种“由温和变激烈”的趋势，需要看到其中权力的刚性、利益的垄断以及思想的工具化。对于当代而言，超越“改良与革命”的二元对立，建立一种具有回应性、包容性且能实现利益和平博弈的韧性制度，或许是破解这一历史循环的唯一路径。晚清的覆灭、国民党的溃败以及二十世纪思想界的剧变，无一不在提醒后世：一个拒绝在关键节点进行自我限权和利益分享的体制，终将会把其温和的反对者推向激进的革命怀抱。革命的兴起，往往是以改良的绝望为祭品的。

来源：https://vestlab.beikee.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