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壁垒与全球秩序的重构：美国关税两百三十年全史（1789-2026）

第一章 绪论：作为国家命运调节器的关税

在美国的历史长河中，关税（Tariff）从未仅仅是一个枯燥的经济术语，它是国家主权的象征，是联邦财政的血脉，是南北战争的导火索，是工业化进程的助推器，更是21世纪大国地缘博弈的核心武器。从1789年第一届国会通过的第一部主要实体法案，到2025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签署的第14257号行政令宣布国家进入贸易紧急状态，关税政策的演变轨迹精准地勾勒出美国从一个边缘农业国崛起为全球霸主，继而在霸权焦虑中重筑高墙的历史曲线。

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欧文（Douglas Irwin）将美国关税史精辟地划分为三个经典时期：以筹集政府收入为核心的“收入时期”（约1790-1860年），以高关税壁垒保护国内产业的“限制时期”（1861-1933年），以及以互惠贸易协定和多边自由贸易为特征的“互惠时期”（1934-2016年）。

然而，站在2026年的时间节点回望，我们清晰地看到，历史的钟摆已剧烈回摆，美国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动荡的第四时期——“地缘经济武器化时期”。

本报告将以详尽的史料、宏观的数据分析及对最新政策动向的深入剖析，全景式地展现美国关税政策的演变逻辑。我们将探究为何建国初期的关税辩论会演变为宪法危机，19世纪的高关税如何重塑了美国工业地理，斯姆特-霍利法案如何成为大萧条的注脚，以及2025年的普遍关税如何正在瓦解二战后美国亲手建立的全球贸易体系。

第二章 共和国的基石与早期的路线之争（1789-1815）

2.1 殖民遗产与宪法的财政妥协

美国关税政策的起源深植于殖民地时期与大英帝国的博弈之中。在独立战争之前，英国通过《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s）实施严格的重商主义政策，强制北美殖民地的出口商品必须通过英国港口中转，并对非英国制造的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这种贸易限制在1773年曾导致殖民地收入损失约2.3%，其中90%的负担落在了依赖出口烟草和棉花的南部殖民地身上。这种早期的区域利益分化，预示了未来百年美国国内关于关税问题的南北对立。

独立战争后，邦联条例下的中央政府因无权征税而陷入财政瘫痪。1787年的制宪会议上，赋予联邦政府征税权成为共识。宪法第一条第八款明确规定：“国会有权课征税收、关税、进口税和消费税”，并要求“所有关税、进口税和消费税在合众国境内必须统一”。这一条款不仅解决了联邦政府的生存问题，也确立了关税作为联邦财政支柱的法律地位。

2.2 1789年关税法：汉密尔顿的远见与妥协

1789年7月4日，乔治·华盛顿签署了由詹姆斯·麦迪逊起草的《1789年关税法》（Tariff Act of 1789）。这部法案的序言明确阐述了其三重目的：“为了支持政府，为了偿还合众国债务，以及为了鼓励和保护制造业”。尽管当时的平均税率仅为5%至10%左右，但这标志着美国正式建立了自己的海关体系，开始实施独立的贸易政策。

在这一时期，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1791年）。汉密尔顿不仅将关税视为财政收入的来源，更将其视为扶持幼稚工业（Infant Industry）、摆脱对英经济依赖的战略工具。他主张通过保护性关税、工业补贴（Bounties）和进口替代来建立一个工商业强国。虽然他的补贴建议未被完全采纳，但他关于利用关税保护国内市场的思想深深植入了北方工业集团的基因中。与之相对，以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为代表的民主共和党人（Democratic-Republicans）则推崇农业立国，主张自由贸易，担心高关税会损害农民利益并导致联邦政府权力过度膨胀。这种“汉密尔顿主义”与“杰斐逊主义”的对立，构成了早期美国政治经济学的主线。

2.3 财政命脉：关税作为收入来源的绝对统治

在1860年之前，关税是联邦政府无可争议的财政生命线。由于缺乏所得税和完善的内部税收体系，海关税收因其征收成本低（仅需控制主要港口）、隐蔽性强（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间接支付）而成为首选。

表1：早期美国联邦收入结构（部分年份）

年份	关税收入 (百万美元)	联邦总收入 (百万美元)	关税占比	历史背景
1792	4.4	4.6	95.0%	建国初期，汉密尔顿体系确立
1800	9.1	10.8	83.7%	杰斐逊执政，依然依赖关税
1810	8.6	9.4	91.5%	拿破仑战争影响贸易
1815	7.3	15.7	46.4%	1812年战争导致贸易中断

从表1可以看出，除了战争导致贸易中断的特殊年份外，关税收入长期占联邦预算的80%甚至90%以上。这种财政结构的单一性，意味着贸易政策的任何波动都会直接影响政府的运转能力。

2.4 1812年战争与“意外”的工业化

1807年，为了应对英法战争对美国中立国贸易的侵犯，杰斐逊总统实施了激进的《禁运法案》（Embargo Act），几乎完全切断了国际贸易。随后爆发的1812年美英战争进一步封锁了海岸线。这一时期的贸易断绝虽然对依赖出口的农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但却在客观上为美国国内制造业创造了一个“真空环境”。由于无法进口英国的布匹和铁器，美国本土的纺织厂和铸铁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一“强制性”的进口替代过程，为战后保护主义的兴起奠定了物质基础和利益集团基础。

第三章 保护主义的兴起与南北分裂的深渊（1816-1860）

3.1 1816年关税法：保护主义的制度化

战争结束后，英国商品再次如潮水般涌入，试图通过倾销摧毁美国新生的制造业。为了保卫战时建立的工业基础，国会通过了《1816年关税法》。这被广泛认为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以“保护”而非“收入”为首要目标的关税法。平均税率被提高到20%-25%，对棉织品、毛织品和铁制品给予特别保护。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政治格局尚未完全按地域撕裂。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当时出于国防自给自足的考虑，支持了该法案。他认为，强大的制造业是国家安全的保障。然而，这一短暂的“举国体制”很快随着经济现实的显露而瓦解。

3.2 1828年“嫌恶关税”：联邦解体的预演

随着北方工业力量的壮大，保护主义诉求日益高涨。1824年关税法进一步提高了税率，但并未满足制造商的胃口。1828年，在一场充满政治算计的立法博弈中，国会通过了一项极端的高关税法案，将平均税率推高至惊人的62%（部分统计为50%以上），对铁、麻、羊毛等进口原材料和制成品征收重税。这项法案在南方引起了极大的愤慨，被称为“嫌恶关税”（Tariff of Abominations）。

其背后的经济逻辑清晰而残酷：

• 北方受益：高关税为北方工厂阻挡了英国竞争，使其能够以高价在缺乏竞争的国内市场销售产品，通过“租金”获取超额利润。
• 南方受损：南方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棉花、烟草），几乎不生产工业品。高关税不仅导致南方人购买日用品（如衣物、农具）的成本飙升，还引发了英国减少购买美国棉花的连锁反应（因为英国赚不到美元来支付棉花）。

3.3 废止危机（Nullification Crisis）：宪法与关税的对决

面对“嫌恶关税”，已转变为南方利益捍卫者的副总统卡尔霍恩秘密起草了《南卡罗来纳州抗议与阐述》。他提出了极具爆炸性的宪法理论——“废止论”（Nullification）：如果联邦法律违宪地损害了某个州的利益，该州有权宣布该法律在其境内无效。

1832年，国会通过了一项新关税法，虽然略微降低了1828年的极端税率，但仍维持了保护主义的高位，这被南方视为一种永久性的剥削机制。南卡罗来纳州随即召开特别代表大会，通过《废止法令》，宣布1828年和1832年关税法无效，并威胁若联邦强制征税，该州将退出联邦。

安德鲁·杰克逊总统（Andrew Jackson）对此做出了强硬回应，他指责废止论是叛国行为，并推动国会通过《强制法案》（Force Bill），授权总统动用军队执行联邦法律。内战一触即发。关键时刻，“伟大的妥协者”亨利·克莱（Henry Clay）介入，促成了《1833年妥协关税法》。该法案规定，关税将在未来10年内逐步降低，直到1842年恢复到1816年20%的水平。南卡罗来纳州借坡下驴，撤销了废止法令，但也象征性地宣布《强制法案》无效。危机虽然解除，但关税问题已成为南北裂痕的核心，为1861年的内战埋下了伏笔。

3.4 沃克关税与自由贸易的短暂春天

1846年，民主党总统詹姆斯·波尔克（James Polk）上台后，其财政部长罗伯特·沃克（Robert Walker）推动了《沃克关税法》（Walker Tariff）的通过。这部法案标志着美国贸易政策向自由贸易的重大转变：

• 从价税改革：废除了复杂的从量税，建立了标准化的从价税表。
• 大幅降税：将平均税率降至25%左右，并在此后的《1857年关税法》中进一步降至20%以下，创下19世纪最低纪录。

这一时期（1846-1860）美国经济并未因低关税而崩溃，反而经历了农业出口繁荣和铁路建设高潮。然而，1857年的经济恐慌导致联邦收入锐减，北方工业家将其归咎于低关税带来的外国竞争，这为共和党在1860年大选中打出“高关税与高工资”的旗号提供了弹药。

第四章 高墙背后的工业巨人（1861-1933）

4.1 莫里尔关税与共和党的长期霸权

1860年大选是美国贸易政策的分水岭。随着南方各州退出联邦，共和党控制的国会迅速通过了《莫里尔关税法》（Morrill Tariff Act of 1861）。虽然最初是为了筹集内战军费，但这开启了美国历史上长达70余年的高关税时代（“限制时期”）。在内战后的几十年里，关税不仅是财政工具，更是共和党构建国家认同和政治联盟的核心粘合剂。通过许诺高关税能带来高工资，共和党成功地将北方工人和工业资本家捆绑在同一辆战车上。从1861年到1913年，美国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率长期维持在40%-50%的高位。

4.2 关税与美国工业崛起的因果辩论

这一时期恰逢美国超越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1870年至1913年，美国在全球制造业产值中的份额从23%飙升至36%。保护主义者（如麦金莱）据此宣称：高关税是美国繁荣的原因。

然而，现代计量经济学研究对这一结论提出了挑战：

• 道格拉斯·欧文（Douglas Irwin）的分析：他认为高关税虽然加速了特定行业（如马口铁、丝绸）的发展，但对整体GDP增长的贡献微乎其微，甚至因资源错配造成了约0.5% GDP的福利损失。美国增长的真正动力在于庞大的国内统一市场、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开放的移民和技术政策，而非贸易壁垒。
• Yoon (2020)的研究：使用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发现，关税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尽管它确实将制造业产出提高了20%以上，但这主要是通过价格扭曲而非效率提升实现的。

消费者代价：高关税意味着美国消费者必须为工业品支付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这实际上是农业部门和消费者向工业部门的巨额补贴。尽管学术界存在争议，但在当时的政治现实中，保护主义已成为一种不可动摇的意识形态。1890年的《麦金莱关税法》和1897年的《丁利关税法》不断刷新税率高度，直到1913年威尔逊总统签署《安德伍德关税法》才短暂打破这一局面。但随着一战爆发和共和党在1920年代的回归（《福特尼-麦坎伯关税法》），保护主义再次卷土重来。

4.3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灾难性的巅峰

1930年通过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是美国保护主义历史上的最高峰，也是最惨痛的教训。

4.3.1 立法背景与过程

1929年股市崩盘前，农业部门已陷入衰退。胡佛总统原本只希望适度提高农产品关税，但在国会的立法过程中，特殊的利益交换机制（Log-rolling）失控了。每个议员都试图为自己选区的产业（从纽扣到亚麻，从糖到甚至金鱼）争取保护，最终导致法案涵盖了20,000多种商品，平均名义税率飙升至近60%（实际征收率因价格通缩效应更高）。

4.3.2 经济学家的警告与无视

1930年5月，1,028名美国经济学家联名上书胡佛总统，恳求否决该法案。他们准确地预言：这将提高消费者生活成本，损害出口产业（尤其是农业），并引发毁灭性的国际报复。然而，出于党派政治和选举承诺的压力，胡佛最终签署了法案。

4.3.3 全球报复与贸易崩溃

斯姆特-霍利法案引发了即时的、全球性的报复浪潮，成为大萧条加剧的关键催化剂：

• 加拿大：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加拿大并未坐以待毙，而是迅速提高对美关税，并加强与英帝国的贸易联系。
• 欧洲：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士等国纷纷实施报复性配额和关税。
• 贸易萎缩：1929年至1934年，全球贸易额暴跌了约66%。美国的出口额从1929年的70亿美元骤降至1932年的25亿美元。

虽然大萧条的根源在于货币政策和银行危机，但关税战无疑加剧了萧条的深度，并导致国际关系恶化，为二战的爆发埋下了经济诱因。

第五章 霸权的重构与自由贸易的黄金时代（1934-2016）

5.1 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制度创新的转折点

痛定思痛，罗斯福新政不仅改革了金融，也彻底重构了贸易政策。1934年，在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的推动下，国会通过了《互惠贸易协定法》（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Act, RTAA）。RTAA是美国贸易史上的哥白尼式革命，它通过改变制度设计破解了保护主义的死结：

• 权力转移：国会将制定具体关税税率的权力“授权”给总统。这使得关税制定从易受地方利益集团俘获的国会（倾向于互助提高关税）转移到了关注国家整体利益的行政分支。
• 互惠原则：通过“双边互惠谈判”降低关税。这意味着美国降低关税不再是单方面的“恩赐”，而是换取外国市场准入的筹码。这成功地动员了美国的出口产业（如大型农业、后来崛起的高科技产业）作为政治力量，去对抗传统的进口竞争产业（如纺织、钢铁），从而改变了国内的政治力量对比。

5.2 战后秩序：从GATT到WTO

二战后，作为全球唯一的经济超级大国，美国将自由贸易视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巩固西方联盟的战略工具。

5.2.1 GATT体系的建立与演进

1947年，美国推动23个国家签署《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随后的多轮多边谈判大幅降低了全球关税水平：

• 肯尼迪回合（1964-1967）：大幅削减了工业品关税（平均降幅35%），但也开始暴露出美国传统工业（钢铁、纺织）在面对复兴的欧洲和日本时的脆弱性。为了应对这种冲击，美国开始使用“自愿出口限制”（VERs）等非关税壁垒。
• 东京回合（1973-1979）：重点转向非关税壁垒（补贴、政府采购）。
• 乌拉圭回合（1986-1994）：将贸易规则扩展到服务（GATS）、知识产权（TRIPS）和农业，并最终建立了具有强有力争端解决机制的世界贸易组织（WTO）。

5.2.2 关税的边缘化与政治重组

到2000年，美国的加权平均关税率已降至2%左右，关税收入占联邦预算的比例降至1%以下。在这一时期，两党在贸易问题上的立场发生了戏剧性的“大反转”：

• 共和党：从历史上的保护主义政党转变为自由贸易的坚定捍卫者，代表跨国公司和金融资本的利益。
• 民主党：受工会（AFL-CIO）影响，从历史上的自由贸易政党转变为对全球化持怀疑态度，强调劳工标准和公平贸易。197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工会强烈反对NAFTA和中国加入WTO，认为这导致了“逐底竞争”。

5.3 “中国冲击”与共识的瓦解

2001年中国加入WTO是全球化的高潮，也是美国国内政治共识瓦解的开始。经济学家Autor, Dorn和Hanson的研究（即著名的“中国冲击”理论）指出，2000年代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导致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减少了约200-240万个，且这些失业具有极强的地域集中性（如中西部的“铁锈地带”）。由于缺乏有效的再分配和社会保障机制，这种经济阵痛转化为强烈的政治怨恨，为民粹主义的崛起提供了土壤。

第六章 新保护主义与地缘经济武器化（2017-2026）

6.1 特朗普1.0：打破禁忌（2017-2021）

2016年大选中，唐纳德·特朗普敏锐地捕捉到了蓝领阶层对自由贸易的愤怒，他称NAFTA是“史上最糟糕的协定”，并承诺用关税带回制造业。入主白宫后，他迅速激活了尘封已久的贸易法条款，发动了大规模的单边贸易战。

• 232条款与国家安全：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对进口钢铁征收25%、铝征收10%的关税，理由是进口依赖威胁国家安全。这一措施甚至打击了加拿大、欧盟等盟友。
• 301条款与对华贸易战：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USTR对中国发起了关于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的调查，并随之对价值约37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7.5%至25%的关税。这是自193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关税行动。

6.2 拜登政府：延续与精准化（2021-2025）

乔·拜登虽然在外交辞令上回归多边主义，但在实质关税政策上基本继承了特朗普的遗产。他不仅保留了绝大部分对华关税，还在2024年5月宣布进一步提高对中国电动汽车（100%）、半导体（50%）、电池等战略产品的关税。这表明，利用关税作为产业政策工具和地缘政治武器，已成为华盛顿的跨党派共识。

6.3 特朗普2.0：全面战争（2025-2026）

2025年，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美国关税政策进入了更为激进的“地缘经济武器化”阶段。如果说1.0时期是试探性的游击战，那么2.0时期则是全面的阵地战。

6.3.1 第14257号行政令与普遍关税

2025年4月2日，特朗普签署了第14257号行政令，即《以互惠关税调节进口以纠正导致美国巨额持续贸易逆差的贸易行为》。该命令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其核心措施令人震惊：

• 10%全球基准关税：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的额外关税。
• 互惠/惩罚性税率：对于被列入“附件I”的国家（主要针对拥有巨额贸易顺差或“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国家），税率进一步提高至11%-50%。
• 特定产品打击：半成品铜（50%）、木材（10%-25%）等被定点清除。

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和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的追踪数据，到2025年11月，美国进口商品的平均有效关税率已从2024年的2.5%飙升至16.8%，创下193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一数据意味着，美国在短短一年内，将近百年的贸易自由化成果一笔勾销。

6.3.2 封堵电商漏洞：De Minimis的终结

长期以来，美国允许价值低于800美元的个人包裹免税入境（De Minimis规则），这成为了Shein、Temu等跨境电商崛起的关键。特朗普2.0政府于2025年5月2日正式取消了针对中国和香港的这一豁免，取而代之的是30%的从价税或每件25-50美元的特别关税。这一举措不仅是为了税收，更是为了切断中国消费品直达美国消费者的“血管”。

6.3.3 全球地缘政治的剧烈重组

这种无差别的关税攻击引发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剧烈重组，甚至导致了美国传统盟友体系的裂痕。

• 加拿大-中国战略伙伴关系（2026）：面对美国即将审查USMCA的威胁以及特朗普关于“加拿大是第51个州”的言论，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做出了惊人的地缘政治转向。2026年1月16日，他在北京宣布与中国建立“新战略伙伴关系”。协议规定，中国将把加拿大油菜籽关税从84%降至15%，而加拿大则允许4.9万辆中国电动汽车以仅6.1%的优惠关税进入市场（此前为100%）。这一事件标志着北美统一战线在关税压力下的破裂。
• 欧盟的反击：欧盟不再像2018年那样寻求妥协，而是于2025年4月迅速启动了针对美国约180亿欧元商品的报复性关税清单，并重启了针对钢铝关税的反制措施。
• 墨西哥的困境：作为USMCA中最脆弱的一环，墨西哥在2025-2026年间被迫在美中之间走钢丝。一方面，墨西哥提高了对非自贸协定国家（主要是中国）的汽车零部件关税以安抚美国；另一方面，它强烈反对美国修改USMCA原产地规则的企图。

6.4 2025-2026年的经济后果：通胀与增长的博弈

新关税政策的经济后果在2025年下半年迅速显现，数据并未支持“关税由外国支付”的政治修辞。

• 通胀重燃：根据圣路易斯联储的分析，2025年的关税直接导致CPI年化通胀率上升了约0.5-0.9个百分点。到2025年8月，关税因素解释了整体PCE通胀的10.9%。家具、电子产品、服装等高度依赖进口的类别价格显著上涨，普通美国家庭每年因此增加约1500-1800美元的额外开支。
• 制造业与就业：虽然关税在短期内刺激了部分制造业产出（预计长期增长2.5%），但这被建筑业（萎缩3.8%）和农业（萎缩0.3%）的衰退所抵消。耶鲁预算实验室预测，到2026年底，失业率将因此上升0.6-0.7个百分点，就业岗位净减少约46万-49万个。
• 财政收入：关税收入在2025年激增至约3000亿美元，占联邦总收入的比例回升至约5.8%。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赤字，但相对于庞大的联邦预算而言，仍是杯水车薪，且其代价是抑制了整体经济增长（GDP长期受损0.3%-0.4%）。

第七章 结语：从财政到武器的轮回

表2：美国关税历史关键数据对比（1792-2025）

年份	关税收入 (百万美元)	关税占联邦预算比例	平均关税率 (应税商品)	历史阶段与特征
1792	4.4	95.0%	15.1%	收入时期：联邦财政的绝对基石
1830	21.9	88.2%	35.0%	保护主义兴起：嫌恶关税与废止危机
1860	53.2	94.9%	15.0%	内战前夕的自由贸易低点
1870	194.5	47.3%	44.6%	限制时期：共和党高关税保护工业化
1913	318.8	44.0%	17.6%	所得税引入，关税财政功能开始下降
1930	587.0	14.1%	19.2% (名义60%)	斯姆特-霍利法案：大萧条与贸易崩溃
1944	417.0	0.9%	10.6%	互惠时期：RTAA与战时经济
1970	2,430.0	1.3%	6.0%	GATT体系下的自由贸易全盛期
2015	~35,000	~1.1%	~1.5%	全球化顶峰，低关税常态化
2025	~300,000	~5.8%	16.8%	武器化时期：普遍关税与地缘经济战

回顾美国230多年的关税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轮回。在建国后的前一个半世纪，关税是建设性的（Constructive）——它为联邦政府提供了生存所需的资金，并为幼稚的制造业提供了成长的温室。虽然它引发了严重的国内政治冲突（南北战争），但它在客观上伴随了美国工业霸权的崛起。

在20世纪中叶，关税是交易性的（Transactional）——美国利用降低关税作为筹码，换取了全球市场的开放，并建立了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贸易秩序（GATT/WTO）。这一时期，关税成为了美国输出软实力和维护联盟体系的工具。

然而，在2026年的今天，关税已演变为破坏性的（Destructive）与防御性的（Defensive）。面对相对实力的下降和国内分配机制的失灵，美国试图利用关税这一古老的工具来扭转“去工业化”的趋势，并遏制地缘政治对手的崛起。但历史的教训（斯姆特-霍利法案）和当下的数据（2025年的通胀与增长放缓）都在警示：在一个高度互联的全球经济中，关税不再是保护国内市场的盾牌，而更像是一把双刃剑——在割伤对手的同时，也必然导致自身的失血。

美国关税政策的未来，将不再取决于单纯的经济计算，而将取决于美国如何在“开放的帝国”与“封闭的堡垒”之间做出最终的战略抉择。而这一抉择，将决定21世纪全球经济秩序的最终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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