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世纪的分子帝国：礼来制药历史与经济学 (1876–2026)
前言
礼来制药（Eli Lilly and Company）的历史不仅仅是一部企业的编年史，它是现代医学进化、生物学工业化以及医药经济全球化的缩影。从美国内战后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小实验室，到2025年末成为全球首家市值突破万亿美元的医疗健康公司，礼来的发展轨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战略适应性的深刻案例。本报告作为VestLab基金公司的深度历史分析，将详尽剖析这家企业150年来的历程，解构将其推向全球代谢与神经科学霸主地位的科学突破、管理层抉择及地缘政治博弈。
本分析的核心在于揭示礼来一种反复出现的能力：将学术界的合作转化为工业界的统治力——这一模式确立于1920年代的胰岛素革命，并在2020年代的肠促胰素（Incretin）革命中达到顶峰。此外，本报告特别强调礼来在中国市场独特的双轨历史，探讨始于1918年的早期布局如何演变为如今集制造、研发与战略联盟于一体的复杂生态系统，这一系统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越了更广泛的地缘政治脱钩趋势。
通过对财务数据、临床里程碑及领导层哲学的细致梳理，我们认为礼来的长寿归功于其对自身传统业务进行“创造性破坏”的意愿——通过剥离盈利的动物保健业务、淘汰旧代胰岛素，来为肿瘤学、神经科学及肥胖管理等高风险前沿领域提供资金。
第一部分：奠基与早期工业化 (1876–1920)
1.1 战后背景与伊莱·礼来上校的愿景
要理解礼来公司的企业DNA，首先必须置身于1870年代美国中西部混乱的医疗环境之中。在美国内战（Civil War）结束后的岁月里，美国的药品贸易被所谓的“专利药”（patent medicines）所主导。这些所谓的灵丹妙药往往含有鸦片、酒精或汞，伴随着夸张的疗效宣传，却没有任何标准化的质量控制。当时的医生和患者面对的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医疗市场，每一瓶药剂的效力可能天差地别。
伊莱·礼来上校（Colonel Eli Lilly），一位药物化学家，同时也是联邦军队的退伍军人，于1876年在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创立了这家公司。他的创业初衷带有一种独特的反主流文化哲学：“把你在这里找到的东西做得更好、更好”（"Take what you find here and make it better and better"）。与当时的同行不同，礼来上校对科学的严谨性和标准化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他引入了精确的明胶包衣药丸（gelatin coating for pills）概念，更为关键的是，他推行了具有标准化效力的流体提取物。这在当时是一个激进的背离，因为那是一个药物效力无法量化的时代。礼来上校的这一举措，实际上是在混乱的草药和炼金术时代，植入了现代制药工业的种子——即质量控制和可重复性。
早期的岁月确立了礼来的人道主义物流能力，这一特征后来成为该公司全球运营的标志。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后，礼来公司迅速采取行动，免费替换了药房和医院受损的药品供应，以援助受灾群众，这种将公共卫生韧性置于短期利润之上的做法，为其赢得了极高的声誉。这种运营上的敏捷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进一步的考验。1917年，礼来与美国红十字会合作，在法国建立了医疗野战医院，并由印第安纳州的员工负责运营，救治各国的伤员。这些早期的历史片段不仅是慈善行为的记录，更是礼来建立大规模生产和分销能力的开端，这些能力在随后的十年中将面临极限挑战。
1.2 全球化的初章：早期进入中国
西方企业史中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礼来与中国的渊源早于20世纪后期的全球化浪潮近八十年。1918年，礼来在上海派驻了第一位销售代表。这是一个极具前瞻性的决策。在那个时代，大多数美国公司仅将国际市场视为过剩库存的倾销地，而礼来则将中国视为一个独特的、需要专门存在的医疗版图。尽管后来的地缘政治动荡导致了业务的暂时中断，但这早期的立足点建立了企业对中国市场的深刻记忆。它为公司在1990年代激进的重返战略奠定了心理基础，使礼来区别于那些仅将中国视为制造基地而非临床发展中心的竞争对手。这种历史的连续性解释了为何礼来在后续的中国市场策略中表现出比同行更深的本土化承诺。
第二部分：胰岛素革命与生物技术的黎明 (1920–1940)
2.1 多伦多合作：产学研模式的诞生
1920年代标志着礼来从一个成功的区域性制造商向全球科学巨头的转变。这一转变是由一个单一分子驱动的：胰岛素。1921年，多伦多大学的一个团队——弗雷德里克·班廷（Frederick Banting）、查尔斯·贝斯特（Charles Best）、詹姆斯·科利普（James Collip）和J.J.R.麦克劳德（J.J.R. Macleod）——成功地分离出了一种能够调节狗血糖的胰腺提取物。然而，这个学术团队面临着一个看似不可逾越的工程挑战：规模化。生产足够治疗几只糖尿病狗的提取物，与制造数百万人类所需的稳定、无菌注射剂，完全是两个维度的挑战。
认识到这一瓶颈，由老约西亚·K·礼来（Josiah K. Lilly Sr.）及其子伊莱·礼来（Eli Lilly）领导的礼来公司，寻求了一项将成为所有未来学术-工业伙伴关系原型的合作。1922年5月下旬，多伦多大学与礼来公司签署了一项历史性协议。大学授予礼来在美国及中南美洲生产和分销胰岛素的独家权利，初步期限至1924年3。这一协议的签署并非一帆风顺。学术界对于将医学发现商业化的担忧，与工业界对专利保护的需求之间存在张力。然而，礼来承诺在初期免费向特定的医生和医院提供胰岛素，并在一年后才开始收费及对创新产品申请专利，这一安排平衡了各方利益，确保了这一救命药物能最快速度地惠及患者。
2.2 生物学的工业化与Iletin的推出
技术障碍是巨大的。提取过程需要采购成吨的动物胰腺（主要是猪和牛），并开发等电点沉淀技术（isoelectric precipitation）来纯化激素。这是世界上首次大规模生产用于慢性治疗的生物制品。礼来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们必须在保持生物活性的同时去除杂质，这是一项在当时前所未有的生物工程壮举。
1923年，礼来推出了Iletin（礼来胰岛素），这是世界上第一种商业化的胰岛素产品。其影响是立竿见影且深远的。糖尿病，这种以前以消瘦、昏迷和死亡为特征的绝症，变成了一种可管理的慢性病。独家经营期虽然短暂，但足以让礼来完善其制造工艺，建立起竞争对手即使在专利共享后也难以逾越的技术“护城河”。胰岛素带来的巨额利润被直接重新投资于研究。这创造了一个良性循环：胰岛素的利润资助了礼来研究实验室（Lilly Research Laboratories）的建立，吸引了顶尖人才。
2.3 诺贝尔奖与大萧条中的逆势增长
这一时期还见证了1928年用于治疗恶性贫血的肝提取物疗法的开发，这是与哈佛大学研究人员合作的成果，后者后来因这一发现获得了诺贝尔奖。这进一步强化了公司将学术智慧货币化的战略。
在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席卷全球之际，当无数企业倒闭之时，礼来却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到1926年，即公司成立50周年之际，礼来的销售额达到了900万美元，产品种类超过2,800种。尽管经济环境恶劣，1932年礼来的销售额仍攀升至1300万美元。同年，礼来上校的长孙伊莱·礼来（Eli Lilly）继任总裁。为了确保公司的长期独立性和稳定性，礼来家族成员于1937年成立了礼来基金会（Lilly Endowment）。这一举措至关重要，基金会持有大量公司股票，不仅支持了广泛的慈善事业，还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股权结构，使管理层能够追求跨越数十年的长周期研究项目，而不必过度受制于短期市场波动。
第三部分：抗生素黄金时代与规模化制造 (1940–1980)
3.1 青霉素与战争努力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席卷全球，美国政府将青霉素——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发现的一种霉菌副产品——确定为战略资产。然而，就像二十年前的胰岛素一样，青霉素实际上只存在于实验室环境中，产量极低且极不稳定。礼来是被选中领导青霉素大规模生产的五家美国制药公司之一。利用从胰岛素生产中获得的深厚发酵和生物提取经验，礼来的工程师们在1940年代开发出了大规模生产青霉素-G的方法。这不仅仅是化学工程的胜利；这是一个供应链的奇迹，需要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工业规模上管理脆弱的生物培养物。礼来在这一时期的贡献不仅拯救了无数士兵的生命，也巩固了其作为发酵技术全球领导者的地位。
3.2 头孢菌素王朝的建立
虽然青霉素打开了大门，但真正构建了20世纪中叶礼来收入引擎的是头孢菌素（cephalosporin）类抗生素。1950年代，科学家分离出了头孢菌素C，但其产量太低，无法进行商业化生产。突破来自化学修饰。礼来的研究人员罗伯特·莫林（Robert Morin）和比尔·杰克逊（Bill Jackson）开发了一种新颖的化学方法，切断头孢菌素C的侧链，以40%的收率生产出7-氨基头孢烷酸（7-ACA）。这种中间体7-ACA成为了半合成抗生素家族的骨架。基于此，礼来推出了Keflex（头孢列信）以及后来的Ceclor（头孢克洛）。Ceclor在1970年代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口服抗生素。头孢菌素类药物的统治地位为公司提供了长达数十年的稳定现金流，使其能够度过经济衰退，并资助神经科学这一新兴且高风险领域的研究。
在此期间，礼来还在疫苗领域留下了印记。1955年，礼来成为第一家生产并全球分发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公司，再次证明了其在生物制品大规模制造方面的核心竞争力。1958年，礼来推出了Vancocin（万古霉素），这是一种针对耐药细菌感染的抗生素，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它一直被视为对抗严重医院感染的“最后一道防线”。
第四部分：神经科学的崛起与重磅炸弹模式 (1980–2010)
4.1 百忧解（Prozac）与血清素假说
到了1970年代，制药行业开始寻找抑郁症的新疗法。当时的治疗主要依赖三环类抗抑郁药（TCAs），虽然有效，但副作用严重且危险。礼来的研究人员将目光投向了神经递质血清素（serotonin），假设选择性地抑制其重吸收可以缓解抑郁症，同时具有更清洁的安全特性。这项研究最终在1987年达到了高潮，礼来推出了Prozac（百忧解，学名：氟西汀），这是第一个商业上成功的选择性血清素重摄取抑制剂（SSRI）。
百忧解不仅仅是一种药物；它成为了一个文化现象。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公众和医学界对精神疾病的看法，将其从一种心理动力学的失败转变为一种生化失衡，使得由非精神科医生治疗抑郁症成为可能。在财务上，百忧解定义了“重磅炸弹”（blockbuster）时代。它产生了数十亿美元的收入，推动了礼来在1990年代的扩张。它也让公司暴露在“专利悬崖”（patent cliff）的风险之下——即当重磅药物失去独占权时，收入会突然断崖式下跌。
4.2 再普乐（Zyprexa）与专利悬崖防御
预见到百忧解的衰退，礼来于1996年推出了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的Zyprexa（再普乐，学名：奥氮平）。就峰值收入而言，再普乐成为了比百忧解更大的财务成功，在2000年代支撑了公司的神经科学产品组合。随后，礼来继续在神经科学领域发力，推出了用于治疗抑郁症和疼痛的Cymbalta（欣百达，学名：度洛西汀）以及治疗多动症的Strattera（择思达，学名：托莫西汀）。
然而，对神经科学（百忧解、再普乐、欣百达）的过度依赖造成了巨大的波动性。随着这些药物的专利在2000年代末和2010年代初陆续到期，礼来面临着所谓的“死亡之谷”。公司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和审查，这也为后来里克斯（Ricks）时代的激进重组埋下了伏笔。
第五部分：战略转型——里克斯（Ricks）时代与“纯粹”医药 (2016–2024)
5.1 大卫·里克斯掌舵与重组
2017年，大卫·A·里克斯（David A. Ricks）接替约翰·莱克莱特（John C. Lechleiter）出任CEO。里克斯接手的是一家拥有强大遗产但焦点分散的公司。他的任期被一种对“人类制药”（human pharma）的无情优先排序和对同类最佳资产的激进追求所定义。
5.2 剥离Elanco：聚焦核心
64年来，Elanco动物保健部门一直是礼来一个稳定、盈利的分支。它提供了多样化，缓冲了人类药物开发的波动性。然而，里克斯和董事会得出结论，这种综合企业模式正在压低股东价值。锁定在动物保健业务中的资本，需要被释放出来，用于资助肿瘤学和糖尿病领域昂贵的临床试验。2018年，礼来启动了Elanco的分拆，并于2019年完成了剥离。这是一场战略赌博：礼来是自愿拆除安全网。理由是Elanco作为独立实体可以发展得更快，而礼来可以将全部资产负债表集中在高利润的人类治疗药物上。这次分拆不仅通过IPO筹集了资金，还通过“以股换股”的方式注销了大量礼来股份，优化了资本结构。
5.3 收购Loxo Oncology：精准医疗的转向
借助Elanco剥离带来的资金，礼来在肿瘤学领域采取了积极行动。2019年，礼来以约80亿美元收购了Loxo Oncology。这不是一次典型的“补充性”收购；这是一次哲学上的转变。历史上，礼来的肿瘤学业务依赖于像Gemzar（健择）这样的化疗药物。Loxo带来了“精准药物”的管线——针对特定基因改变（如RET突变或TRK融合）的药物，而不论肿瘤起源于哪个器官。这次收购带来了Retevmo（塞普替尼）和Vitrakvi（拉罗替尼，拜耳合作），更关键的是，它引入了一种速度和特异性至上的新研发文化。Loxo团队最终融入礼来的领导层，显著加速了公司的开发时间表。
5.4 收购Versanis：肌肉保存战略
2023年，礼来以高达19.25亿美元收购了Versanis Bio。这次收购体现了战略前瞻性。问题： 快速减肥（如使用Zepbound）通常会导致肌肉流失（肌肉减少症）。解决方案： Versanis的主要资产bimagrumab是一种单克隆抗体，通过阻断肌肉生长抑制素（myostatin）和激活素（activin）来促进肌肉生长。愿景： 礼来设想了一种未来的组合疗法：Zepbound减脂，Bimagrumab增肌。这种组合方法使礼来区别于仅关注减肥的竞争对手，展示了其对肥胖治疗终局的思考。
第六部分：龙与分子——礼来在中国的百年博弈 (1918–2026)
6.1 回归与深耕 (1990年代–2010年代)
如前所述，礼来早在1918年就进入了中国。在1990年代重返中国后，礼来采取了与同行截然不同的战略。当其他公司专注于销售时，礼来早期就投资于制造和研发。苏州制造工厂于1996年成立。2012年，公司在上海开设了礼来中国研发中心（LCRDC），专门研究亚洲人群的糖尿病表型。这显示了礼来对中国流行病学特征的尊重和针对性投入。
6.2 信达生物（Innovent Biologics）合作伙伴关系：典范联盟
2015年，礼来与中国本土生物技术公司信达生物建立了战略联盟。这一伙伴关系是开创性的。礼来不仅仅是将药物许可给中国公司，而是与信达共同开发了达伯舒（Tyvyt，信迪利单抗），一种PD-1抑制剂。这一成功的合作具有多重意义：
监管导航：达伯舒于2019年成为首个被纳入中国国家医保药品目录（NRDL）的PD-1抑制剂，确立了市场准入优势。 全球野心：礼来最终获得了达伯舒在中国以外的独家权利，这标志着创新开始从中国流向世界，逆转了传统的跨国药企模式。
6.3 制造扩张与肥胖浪潮 (2024–2025)
尽管2020年代中美地缘政治关系紧张，礼来仍加倍押注其中国布局。2024年下半年，公司宣布对苏州工厂进行2亿美元的扩张，以生产其下一代糖尿病和肥胖药物（穆峰达/Mounjaro 和 Zepbound）。这一举措是务实的。随着中国监管机构于2024年批准替尔泊肽（Tirzepatide）用于减重，中国这个拥有全球最大糖尿病人口国家的国内需求，必须要有本地产能来满足。到2025年，苏州工厂不仅服务于中国，还被整合进全球供应链，负责向欧洲市场出口。这一战略决策表明，礼来认为医药供应链相对于科技供应链具有更强的韧性，或者说，中国制造的成本和效率优势足以抵消地缘政治风险。
第七部分：肠促胰素海啸与万亿市值的加冕 (2020–2026)
7.1 GIP与GLP-1的科学原理
2020年代礼来的核心叙事是征服肥胖。虽然诺和诺德（Novo Nordisk）凭借Ozempic（司美格鲁肽）普及了GLP-1类药物，但礼来的科学家们假设，仅针对一种激素不足以达到最大疗效。他们开发了替尔泊肽（Tirzepatide，品牌名：Mounjaro/Zepbound），这是一种单分子双受体激动剂，模仿两种激素：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和葡萄糖依赖性促胰岛素多肽（GIP）。这种“双重激动剂”机制在临床试验中证明了其优越性。
在SURPASS（糖尿病）和SURMOUNT（肥胖）头对头试验中，替尔泊肽展示了超过20%的体重减轻效果，显著高于司美格鲁肽设定的15%基准。GIP的加入不仅协同GLP-1增强了胰岛素分泌，更关键的是，它对脂质代谢和大脑中的饱腹感信号产生了更强效的影响。
7.2 商业发布与双寡头格局
FDA于2022年5月批准Mounjaro用于2型糖尿病，并于2023年11月批准Zepbound用于慢性体重管理。市场的反应是歇斯底里的。需求几乎立即超过了供应，导致了持续到2024年和2025年的全球性短缺。到2025年中期，肥胖症药物市场实际上已成为礼来与诺和诺德之间的双寡头垄断。然而，由于双重激动剂机制的卓越疗效及更深厚的管线，礼来的估值开始领跑。
7.3 财务封神：突破万亿美元
2025年11月，礼来制药成为历史上第一家市值突破1万亿美元的制药公司。这一估值打破了传统的制药经济学。
表1：估值范式转移（2020年 vs. 2025年）
| 指标 | 2020年（典型药企） | 2025年（礼来“科技股”估值） |
|---|---|---|
| 市盈率 (P/E) | 约 15x - 20x | 约 50x - 70x |
| 主要驱动力 | 专利独占权 & 股息 | 销量增长 & 潜在市场规模 (TAM) 扩张 |
| 市场认知 | 防御性公用事业 | 高增长平台 |
投资者对该股票进行了重新评级，不再将肥胖管理视为传统的药物类别，而是将其视为一个拥有数十亿潜在用户的消费订阅市场。仅在2024年第四季度，礼来的收入就同比增长了45%，达到135.3亿美元，这几乎完全是由销量而非价格上涨驱动的。CEO大卫·里克斯提出的“销量胜过价格”（Volume Over Price）战略，使公司在美国关于药价的政治压力下具有了天然的免疫力。
7.4 2024-2025年的收入构成剧变
表2：按产品类别划分的收入对比（2023年 vs 2024年）
| 产品 | 2023年收入（百万美元） | 2024年收入（百万美元） | 增长率 % | 类别 |
|---|---|---|---|---|
| Mounjaro | $5,163 (预估)* | $11,540 | >100% | 糖尿病/肥胖 (新) |
| Zepbound | $175.8 | $4,925 | >2,700% | 肥胖 (新) |
| Trulicity | $7,133 (预估)* | $5,253 | -26% | 糖尿病 (传统) |
| Verzenio | $3,863 (预估)* | $5,306 | +37% | 肿瘤 |
*注：2023年对比数据基于趋势数据及摘要中提供的Q4拆分估算。
上表清晰地展示了“自我蚕食”战略。Trulicity（度拉糖肽）的收入显著下降（-26%），因为患者转向了更有效的Mounjaro。然而，新产品组合的总增长使传统产品的损失相形见绌。
第八部分：未来的管线与催化剂 (2026及以后)
截至2026年初，礼来的万亿估值不仅由当前的销售支撑，更由一个可能再次颠覆市场的管线所支撑。
8.1 Orforglipron：口服革命
Zepbound和Mounjaro的最大瓶颈在于它们是注射剂，需要复杂的冷链物流和无菌灌装制造。礼来正处于后期开发阶段的Orforglipron（欧福格列艾特），是一种非肽类口服GLP-1激动剂。2025年8月公布的3期试验（ATTAIN-2）结果显示，Orforglipron实现了约10.5%的体重减轻。虽然效力低于注射剂，但其口服形式允许大规模生产并降低成本，有可能解锁冷链不可靠的发展中国家市场。预计将于2026年上半年提交监管申请。
8.2 Retatrutide：“三重G”激动剂
如果说Orforglipron关乎可及性，那么Retatrutide则关乎绝对力量。它针对三种受体：GLP-1、GIP和胰高血糖素（Glucagon）。在2025年12月公布的3期试验（TRIUMPH-4）中，Retatrutide展示了高达28.7%（平均71.2磅）的前所未有的体重减轻效果。这一疗效水平足以媲美减肥手术。此外，该试验还显示了在骨关节炎疼痛缓解方面的显著益处，表明该类药物最终可能取代止痛药来治疗体重相关的关节问题。
8.3 超越肥胖：阿尔茨海默病与Lp(a)
虽然代谢疾病占据了头条新闻，但礼来并未放弃神经科学。Kisunla（donanemab）获批用于阿尔茨海默病，代表了一个巨大的商业机会，尽管由于诊断要求，其应用速度较慢。此外，公司正在推进Lepodisiran和Muvalaplin用于治疗高脂蛋白(a) [Lp(a)]，这是一种遗传性心血管风险因素，礼来将其定位为继胆固醇之后的下一个“沉默杀手”市场。
8.4 科技融合：数字生物学的未来
2026年初，礼来宣布与英伟达（Nvidia）合作建立AI联合创新实验室，这标志着计算药物发现（Computational Drug Discovery）成为下一个前沿。通过融合150年的湿实验生物学经验与英伟达的干实验计算能力，双方旨在将药物发现的时间线从数年缩短至数月。
第九部分：结论——长寿企业的战略架构
礼来制药150年的历史揭示了一种独特的企业行为模式：为了确保未来，必须愿意破坏现在。
技术性自我蚕食（Technological Cannibalization）：1920年代，礼来从植物提取物转向动物腺体（胰岛素）。1980年代，从发酵转向重组DNA（优泌林）。2020年代，它正在蚕食自己的糖尿病明星药（Trulicity），代之以更优越的双重激动剂（Mounjaro）。 战略性合作（Strategic Collaboration）：从1922年的多伦多大学到2015年的信达生物，再到2026年的英伟达，礼来始终承认并非所有的创新都能在围墙内发生。 深度全球化（Deep Globalization）：尽管面临地缘政治逆风，礼来在中国市场的坚持为其提供了纯粹本土竞争对手所缺乏的制造和临床优势。
当我们站在2026年的开端，礼来制药已不再仅仅是一家药品制造商，而是全球代谢健康的核心基础设施提供商。面对万亿估值，下一个十年的挑战将不再仅仅是科学发现，而是如何以工业化的方式管理前所未有的需求——这是一个伊莱·礼来上校在1923年胰岛素时代就曾面临过的挑战，只是如今，规模扩大了百万倍。
报告结语
报告归档：VestLab全球历史分析台，2026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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