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美政治经济的两极：米莱模式与查韦斯主义的深度比较研究报告（1999-2026）

概要

21世纪的南美洲政治经济史，实际上是由两个截然相反的治理实验所定义的：一个是1999年在委内瑞拉开启的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的"玻利瓦尔革命"，另一个是2023年在阿根廷登场的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的自由意志主义变革。

尽管两者在时间上相隔二十年，在地理上相距甚远，但他们代表了该地区乃至全球意识形态光谱的两个极端。本报告旨在对这两种模式进行详尽的比较分析，探讨它们如何应对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根本挑战：财政管理、主权债务、自然资源开发以及社会分层。

截至2026年1月，这两种模式的实施结果呈现出统计学上极具显著性的差异。委内瑞拉沿着查韦斯设定的路径，经历了现代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经济收缩，其石油产量崩溃，社会结构解体。

相反，米莱治下的阿根廷，通过实施严酷的财政锚定政策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型投资激励制度》（RIGI），虽然经历了初期的社会阵痛，但已成功实现了宏观经济的初步稳定：财政盈余常态化，通货膨胀率呈现断崖式下跌，死牛盆地（Vaca Muerta）的能源出口创下历史新高。

本报告的核心论点是：查韦斯利用历史上罕见的大宗商品超级周期，拆除了制度约束并极度扩张了国家足迹，最终导致了典型的"荷兰病"（Dutch Disease）和威权主义崩溃；而米莱则利用资源匮乏和深重危机的时刻，试图拆除国家机器本身的干预能力，押注于通过彻底的去监管化和加强产权保护来诱导私营部门主导的增长。

第一部分：意识形态的深渊——从"21世纪社会主义"到"无政府资本主义"

要理解委内瑞拉和阿根廷在经济表现上的巨大鸿沟，首先必须解构驱动加拉加斯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政策制定的意识形态框架。这两位领导人都是作为对现状——委内瑞拉的"蓬托菲霍体制"（Puntofijismo）和阿根廷的"种姓"（La Casta）——的激烈反叛者而出现的，但他们的诊断和处方截然相反。

1.1 查韦斯主义的理论内核：国家作为历史的引擎

乌戈·查韦斯在1999年的崛起，是建立在对新自由主义及其代表的"华盛顿共识"的彻底拒绝之上的。他的"21世纪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个再分配的口号，更是一种试图用国家计划取代市场机制的结构性尝试。查韦斯主义的核心信条是：在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贫困不是因为生产不足，而是因为分配不公；因此，国家必须完全捕获资源租金（即石油收入），并绕过传统的中间机构，直接将其分配给民众。

这种意识形态在政策层面体现为：

作为正义工具的征用（Expropriation）： 私有财产不再被视为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而被视为国家的一种特许，如果它不服务于"社会利益"，国家就有权将其收回。这导致了对超过1000家公司和数百万公顷土地的扣押。
价格作为政治决策： 查韦斯政府认为通货膨胀不是货币现象，而是企业投机和贪婪的结果。因此，解决通胀的方法是颁布《公平价格法》，实施严格的价格管制。这种逻辑直接导致了生产激励的消失和基本商品的长期短缺。
制度性绕过（Institutional Bypassing）： 为了打破现有官僚体系的阻碍，查韦斯利用国家石油公司（PDVSA）的资金直接资助平行的社会项目（Misiones），实际上使国家预算变得不透明，并完全依赖于行政权力的意志。

1.2 米莱主义的理论内核：奥地利学派的南美实验

哈维尔·米莱在2023年的当选，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理论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一次罕见且激进的实验。米莱对阿根廷病灶的诊断是：国家已经成为一个寄生实体，通过税收和通货膨胀窒息了生产部门。他那句名言"国家不是解决方案，国家就是问题本身"，彻底颠覆了查韦斯主义的逻辑。他的意识形态体现为：

财政平衡的道德化："零赤字"（Déficit Cero） 不仅是经济目标，更被提升为道德铁律。与查韦斯在繁荣时期仍通过赤字支出的做法不同，米莱将财政偿付能力置于一切之上，包括公共工程和对省份的转移支付。
彻底的去监管化： 通过《基础法》（Ley Bases）和70/2023号紧急法令（DNU），米莱政府试图剥离数十年累积的监管层，解除对租赁市场、劳动市场和进出口的限制，坚信市场信号是资源配置的唯一有效手段。
公共利益的私有化： 在查韦斯寻求国有化的地方，米莱寻求私有化或特许经营。他认为，所谓的"社会公正"在财政上是不可持续的，实际上往往演变成政治分赃的工具。

1.3 民粹主义的两种面孔：理念型与危机表演型

尽管西方媒体和学术界常将两人都归类为"民粹主义者"（Populist），因为他们都采用直接的沟通风格和反建制修辞，但对其机制的深入分析揭示了本质的区别。学术研究指出，米莱代表了一种"危机表演型民粹主义"（Crisis Performance Populism）。他将经济危机框架化为政治阶层（"种姓"）的道德失败，以此来证明激进自由化措施的正当性。他的民粹主义修辞是为了"自我束缚"——即通过削弱国家权力来防止未来的政客滥用权力。相比之下，查韦斯使用的是"理念型民粹主义"（Ideational Populism），构建了一个永久的敌人（寡头/美帝国主义），以此来证明权力集中的正当性。查韦斯的民粹主义是为了"无限赋权"——即通过扩大国家权力来对抗假想敌。

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他们与货币的关系。查韦斯为了将赤字货币化而摧毁了货币的价值，导致货币面值多次被抹去零。相反，米莱则通过剥夺中央银行资助财政部的权力，实际上是捆住了自己的手脚，以此迫使政府遵守财政纪律——这一举措虽然痛苦，但恢复了货币作为价值储存的功能。

第二部分：宏观经济架构——财政支配与货币锚的对决

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的宏观经济数据不仅仅是数字的差异，它们是两种对立意识形态在现实世界中的投射。

3.1 财政纪律的政治经济学

委内瑞拉的顺周期陷阱（2004–2013）：

在查韦斯时代，委内瑞拉享受了历史上最壮观的石油繁荣之一。油价从1998年的每桶10美元飙升至2008年的140美元以上。然而，查韦斯政府不仅花光了所有收入，还运行了双位数的财政赤字。这是一种典型的"顺周期"（Pro-cyclical）财政政策：收入增加时，支出增加得更快。

机制： 政府设立了FONDEN（国家发展基金）等预算外工具，直接从中央银行和PDVSA提取资金，绕过议会监督。
后果： 当2014年大宗商品周期逆转时，国家不仅没有储蓄，反而背负了巨额债务。赤字随即爆炸，导致无法偿还债务并最终违约。

阿根廷的"零赤字"铁律（2024–2025）：

米莱政府在2024年第一季度就实现了自2008年以来的首次财政盈余。这一成就并非通过增加收入（实际上政府甚至削减了部分税收），而是通过被称为"电锯"（Motosierra，削减开支）和"搅拌机"（Licuadora，通过通胀稀释支出实际价值）的手段实现的。

具体措施： 将部委数量从18个减少到9个，停止所有新的公共工程招标，大幅削减对省份的自由裁量转移支付，并取消了对能源和交通的巨额补贴。
2025年展望： 即使在选举年，米莱政府也重申了"零赤字"是不可谈判的政策锚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此表示高度赞赏，并解锁了新的资金支持。这种财政立场的逆转是阿根廷主权风险溢价在2025年大幅下降的主要驱动力。

3.2 货币现象与通货膨胀

委内瑞拉的恶性通胀螺旋：

委内瑞拉的恶性通胀是财政支配（Fiscal Dominance）的教科书式案例。当油价下跌且国际信贷市场关闭时，查韦斯及其继任者马杜罗命令中央银行印钞来填补财政缺口。

数据： 到2018年，年通胀率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130万%。价格体系完全崩溃，货币失去了计价单位、交易媒介和价值储存的所有功能。这直接导致了经济活动的以物易物化和美元化。

阿根廷的休克疗法与通胀崩溃：

米莱接手时，阿根廷正处于恶性通胀的边缘，2023年底的月度通胀率接近25-30%。他的策略是切断通胀的根源：货币发行。

停止发行： 米莱政府停止了中央银行对国库的"临时垫款"（Adelantos Transitorios）。这意味着政府必须量入为出。
清理资产负债表： 通过一系列复杂的金融工程（如BOPREAL债券），央行清理了其背负的巨额进口商债务，并逐步解决了"Leliq"（流动性票据）这一潜在的货币发行炸弹。
结果： 到2025年下半年，阿根廷的年化通胀率已降至20-30%的区间，月度通胀率稳定在3%以下。这是一场货币政策的壮举，虽然它以2024年上半年的深度衰退为代价，但成功避免了委内瑞拉式的结局。

3.3 汇率制度与资本管制

委内瑞拉：CADIVI的腐败温床

2003年，查韦斯实施了严格的资本管制，成立了外汇管理委员会（CADIVI）。官方汇率被人为固定在极低水平，而黑市汇率飙升。这种巨大的价差创造了巨大的套利机会，只有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人才能获得廉价美元。这导致了大规模的腐败（被称为"Boliburguesía"的崛起）和进口虚报，进一步耗尽了国家储备。

阿根廷：解除钳制（Cepo）的路径

米莱继承了一个类似的复杂汇率体系，官方汇率与平行汇率（Blue Dollar）之间的差距曾超过100%。他的策略是逐步并轨。

2023年12月贬值： 上任伊始，他将官方汇率一次性贬值54%，大幅缩小了汇率差。
爬行盯住（Crawling Peg）： 随后实施每月2%的微幅贬值。虽然这一速度低于通胀，导致了比索的实际升值，但也成为了抑制通胀的有力工具。
2025/2026展望： 随着储备的积累（主要来自农业和能源出口），阿根廷在2025年下半年逐步放宽了资本管制。与委内瑞拉试图永远维持管制不同，米莱的目标是最终实现汇率统一和自由化，这被视为吸引长期外资（FDI）的前提条件。

表1：委内瑞拉与阿根廷宏观经济指标对比（危机峰值与恢复期）

指标	委内瑞拉（查韦斯/马杜罗危机峰值）	阿根廷（米莱时期 2025/2026年预测）
基本财政收支	-13% GDP (含预算外)	+1.5% GDP (盈余)
年度通货膨胀率	1,300,000% (2018年峰值)	~18-23% (2025年预测)
货币发行融资	主要财政资金来源	法律禁止 (零发行)
GDP累计变化	-80% (2013-2023)	+5% (2025年预测)
贫困率	96% (2019年)	32% (2025年上半年)
外汇储备趋势	枯竭	缓慢重建 (得益于贸易盈余)

数据来源：1

第三部分：能源部门——资源诅咒与制度解咒

能源是这两个经济体的命脉。委内瑞拉的奥里诺科重油带和阿根廷的死牛盆地（Vaca Muerta）页岩层都是世界级的地质资产。然而，两国的能源发展轨迹展示了国有垄断与私营激励之间的天壤之别。

4.1 PDVSA的悲剧：由于政治化导致的工业解体

在1999年之前，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被公认为世界上管理最完善的国家石油公司之一。查韦斯上台后，将PDVSA视为政治工具而非商业实体。

2003年清洗： 在石油大罢工后，查韦斯解雇了18,000名高技能员工（约占员工总数的40%），代之以政治效忠者。这直接导致了技术能力的断层。
撤资与挪用： PDVSA的收入被大规模转移用于资助社会项目（Misiones），导致勘探和生产（E&P）的再投资严重不足。维护被忽视，基础设施腐烂。
国有化浪潮： 2007年，查韦斯强制通过法律将奥里诺科重油带的合资企业转为国家控股，导致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和康菲石油（ConocoPhillips）等拥有关键重油升级技术的巨头撤离。
结果： 产量从1998年的300多万桶/日暴跌至2020年代的不到70万桶/日。委内瑞拉甚至不得不进口汽油，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4.2 死牛盆地（Vaca Muerta）的奇迹：基础设施、去监管与产量爆发

与委内瑞拉的衰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根廷的死牛盆地正在经历一场页岩革命，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米莱政府的政策催化。

产量飙升： 到2025年底，阿根廷已超越哥伦比亚，成为南美第四大石油生产国。石油产量平均达到74万桶/日，并预计在2026年达到81万桶/日。其中，死牛盆地贡献了超过60%的产量。
基础设施解锁： 长期以来，管道容量不足是限制产量的瓶颈。在米莱政府鼓励私营投资的政策下，关键项目得以加速：
- Oldelval扩建（Duplicar Plus）： 这项耗资10亿美元的项目将内乌肯盆地至大西洋的输油能力从22.6万桶/日提升至54万桶/日，于2025年完工。
- Vaca Muerta Sur输油管： 由YPF牵头，连接页岩油田与里奥内格罗省Punta Colorada新深水港的项目，预计2026年底具备运营能力，将成为阿根廷最大的原油出口终端。
企业聚焦：Vista Energy (VIST) Vista是阿根廷模式成功的缩影。作为一家专注于页岩油的私营公司，它受益于米莱的"出口平价"（Export Parity）政策，即允许国内油价与国际布伦特原油价格接轨。2025-2026年，Vista加速了其45亿美元的资本支出计划。分析师将其视为"阿根廷的二叠纪"（Permian）概念股，其开采成本已降至极具竞争力的水平，且拥有强劲的自由现金流。

4.3 液化天然气（LNG）与全球能源版图

阿根廷拥有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世界第二大页岩气储量。米莱政府通过RIGI制度，旨在将这种地质潜力转化为地缘政治影响力。

阿根廷LNG项目： YPF与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Petronas）合作的大型LNG项目目标是在2025/2026年做出最终投资决定（FID）。该项目计划到2030年每年出口3000万吨LNG，这将使阿根廷成为全球主要的天然气出口国，与卡塔尔和澳大利亚竞争。
区域一体化： 与委内瑞拉孤立自己不同，阿根廷正在重新融入区域能源网。向智利的天然气出口已全年恢复，甚至计划通过玻利维亚的管道逆向输气给巴西。这显示了阿根廷利用能源外交重塑南美格局的战略意图。

第四部分：关键矿产与新的白色黄金——锂与铜的战略博弈

除了传统的油气，阿根廷正在成为全球能源转型的关键参与者，特别是在锂和铜领域。这一领域的政策选择再次突显了阿根廷与邻国（以及查韦斯主义模式）的差异。

5.1 锂三角的地缘政治

南美"锂三角"（阿根廷、智利、玻利维亚）拥有全球大部分的锂资源。然而，各国的开发模式截然不同。

智利与玻利维亚：倾向于国家控制。 智利总统博里奇提出了国家锂业战略，要求国家在项目中占多数股权；玻利维亚则长期由国家垄断，开发进度极其缓慢。
阿根廷的开放模式： 米莱政府坚持对私营资本开放，没有强制的国家参股要求。这使得阿根廷成为近年来该地区吸引锂矿投资最多的国家。
RIGI的助推： RIGI为锂矿项目提供了长期的税收稳定性和外汇自由。预计到2026年，阿根廷的锂产量将占全球供应增长的30%以上，出口额有望达到数十亿美元。
主要企业： Arcadium Lithium（Livent与Allkem合并）、Lithium Americas等公司正在普纳高原加速扩产。2025年，由于AI和电动车需求的复苏，锂价预期反弹，进一步刺激了投资。

5.2 RIGI制度与铜矿复兴

阿根廷在2018年关闭了最后一个大型铜矿后，该行业一直沉寂。米莱政府将铜矿复兴视为优先事项，因为铜是电气化的核心金属。

巨型项目： 圣胡安省的Los Azules、Pachón和萨尔塔省的Taca Taca等世界级铜矿项目，每一个都需要数十亿美元的资本支出（CAPEX）。这些项目是RIGI制度的主要受益者。
长期保障： 铜矿建设周期长，投资者最担心的是政策反复。RIGI提供的30年法律稳定性承诺，是这些项目得以推进的关键前提。预计到2030年代初，铜矿出口可能达到每年150亿-200亿美元。

表2：RIGI制度下的关键行业激励门槛（阿根廷）

行业	最低投资额 (美元)	核心激励措施
油气（海上/出口）	6亿	逐步开放外汇市场 (0% 出口税)
采矿（锂/铜等）	2亿	加速折旧，30年税收稳定
基础设施	2亿	税收亏损可无限期结转
林业/旅游/科技	2亿	进口资本货物免税

资料来源：32

第五部分：制度工程与法律安全

经济结果的差异根源在于法律框架如何对待资本、劳动和产权。

6.1 财产权的定义：查韦斯的"征用"与米莱的"里吉"盾牌

查韦斯的"Expropiese"（征用它！）

查韦斯在加拉加斯市中心指着建筑物下令征用的画面已成为历史的标志。2001年的《土地法》及其后的法令赋予国家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来扣押"生产力低下"的资产。这造成了极度的法律不安全感，导致资本外逃和投资枯竭。没有人愿意在一个行政命令可以随时剥夺所有权的国家进行长期投资。

米莱的RIGI盾牌

米莱政府通过《基础法》设立的RIGI，本质上是一个"反征用"盾牌。它不仅仅是税收优惠，更是一种法律隔离机制（Legal Enclave）。它承认阿根廷的主权信誉已破产，因此通过立法创造一个独立于阿根廷宏观经济波动和政策反复之外的法律特区。RIGI承诺的违约将导致阿根廷在国际仲裁法庭面临巨额赔偿，这反过来约束了未来的政府。

6.2 劳动市场的结构性改革

委内瑞拉的僵化：

查韦斯时代的劳动法极其偏向劳工，实际上禁止解雇员工（劳动稳定性法令）。虽然初衷是保护工人，但结果是企业停止正式招聘，导致劳动力大量涌入非正式部门或移民。

阿根廷的UOCRA模式推广：

米莱的劳动改革（包含在《基础法》中）试图打破阿根廷臭名昭著的劳动诉讼产业。

遣散基金（Fondo de Cese）： 改革允许各行业通过集体谈判，采用建筑工会（UOCRA）的模式，即用"遣散基金"取代不可预测的巨额遣散费。雇主每月缴纳工资金额的约8%进入基金。这变相将解雇成本分期化、确定化。
消除罚款： 取消了对就业登记错误的惩罚性罚款，这些罚款过去常常导致小企业因一名员工的诉讼而破产。
试用期延长： 将试用期从3个月延长至6个月（特定情况下可达8个月或1年），降低了雇佣风险。
反应： 虽然工会（如CGT）强烈反对并组织罢工，但这套改革在2025年开始显示出促进正式就业的效果，特别是在能源和建筑等周期性行业。

6.3 立法治理：DNU与授权法

两位领导人都试图绕过议会的阻碍，但方式不同。

查韦斯： 通过"授权法"（Ley Habilitante），议会主动放弃立法权，授权总统在特定期限内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法令。这导致了权力的彻底集中。
米莱： 使用"必要性和紧急性法令"（DNU 70/2023）。虽然这也是行政权力的扩张，但阿根廷的宪法机制保留了议会废除DNU的权力，且司法部门（最高法院）多次介入暂停了DNU中的特定条款（如最初的劳动篇章）。这表明阿根廷的制衡机制虽然紧张，但仍在运作。

第六部分：农业与工业动力学

7.1 潘帕斯草原的复苏

阿根廷农业是该国硬通货的主要来源。米莱政府通过两项关键政策释放了农业潜力：

汇率并轨： 消除了官方汇率与黑市汇率之间的巨大差距（"Gap"），这意味着农民出口获得的真实收入大幅增加。
削减出口税（Retenciones）： 2025年中，政府宣布永久性降低主要农产品的出口税（大豆从33%降至26%，玉米/小麦降至9.5%）。
结果： 2025/2026农业年度，受拉尼娜现象减弱和政策激励影响，玉米产量预计达到创纪录的5600万吨，小麦达到2450万吨。

7.2 委内瑞拉农业的毁灭

相比之下，查韦斯的《土地与农业发展法》（2001）允许国家征用超过5000公顷的"大庄园"（Latifundio）。"萨莫拉任务"（Mission Zamora）重新分配了土地，但由于缺乏技术支持、产权不安全和价格管制，农业生产崩溃。委内瑞拉从一个部分粮食自给的国家变成了完全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这在油价下跌时导致了广泛的饥荒和人道主义危机。

7.3 企业案例研究

Cresud (CRESY)： 作为阿根廷最大的农业公司之一，Cresud直接受益于土地价值的重估和出口利润率的提升。其2025财年的业绩显示出强劲的复苏，并恢复了股息支付。
Adecoagro (AGRO)： 这家在纽交所上市的公司拥有多元化的投资组合（农业、乙醇、能源）。随着阿根廷宏观环境的正常化，其估值倍数开始向巴西同行靠拢。分析师预测其2025-2026年的股息收益率将保持在极具吸引力的水平。

第七部分：社会契约与生活水平的演变

米莱模式最具争议的一面是其直接的社会成本。这与查韦斯模式形成了鲜明的伦理对比：查韦斯通过不可持续的支出暂时降低了贫困，随后导致了长期的普遍贫困；米莱则通过短期的贫困激增来换取长期的可持续增长。

8.1 贫困的动态曲线

阿根廷的"死亡之谷"：

2024年上半年，由于大幅贬值和通胀传递，阿根廷的贫困率飙升至53%。这是米莱调整政策的至暗时刻，实际工资跌至历史低点。

2025年的反弹：

然而，数据显示出强劲的"V型"复苏。到2025年上半年，贫困率骤降至32%，为201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驱动因素：通胀的崩溃保护了穷人的购买力（通胀是对穷人最残酷的税收）。同时，信贷的恢复（如抵押贷款和消费贷）刺激了消费复苏。

8.2 委内瑞拉的社会崩溃

查韦斯的社会项目（Misiones）在油价高企时确实改善了部分指标，但由于缺乏生产性基础，这些成果是脆弱的。当油价暴跌，贫困率在2019年激增至96%，导致了超过700万人的大规模移民潮，这是西半球最大的人口置换。委内瑞拉不仅失去了财富，还失去了创造财富的人力资本。

8.3 2025年阿根廷中期选举的政治信号

米莱政府面临的终极考验是政治可持续性。2025年10月的立法选举成为了转折点。米莱的政党"自由前进"（La Libertad Avanza）获得了超过40%的选票，取得了历史性胜利。意义：这次胜利打破了庇隆主义在参议院的否决权，确立了自由化改革的社会共识。它向市场发出了强烈信号：阿根廷的改革不是暂时的反常，而是新的常态。这进一步压缩了国家风险溢价。

第八部分：金融部门的蜕变——从服务赤字到服务生产

9.1 银行业的角色转换

在过去，阿根廷银行的主要业务是借钱给政府（购买Leliqs），因为政府是唯一的借款人。米莱的"零赤字"迫使政府停止借款。

挤入效应（Crowding-in）： 银行被迫转向私营部门寻找利润。这引发了2025年的信贷繁荣，私营部门贷款组合增长了30-40%。
股票表现： 阿根廷银行股（如Grupo Galicia, Banco Macro, Supervielle）在2025年表现优异，受到资产质量改善和贷款量增长的驱动。

9.2 资本市场的反应

阿根廷资产在2025年经历了显著重估。主权债券（如Bonar 2030）的价格大幅上涨，风险溢价（EMBI）从危机高峰期的2500个基点以上降至2025年底的750个基点左右，反映了市场对财政可持续性的信心恢复。相比之下，委内瑞拉债券仍处于违约状态，市场对其主权债务重组前景持极度悲观态度。

结论：南美发展的两种假设与最终判决

对乌戈·查韦斯与哈维尔·米莱的比较，不仅是两个人物的比较，更是两种根本经济假设的实证检验。

委内瑞拉假设认为，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可以通过拆除市场机制、集中控制并直接分配资源租金来实现繁荣。1999年至2026年的历史证据无可辩驳地表明，这一模型存在致命缺陷。它创造了一个依赖陷阱，在这个陷阱中，私营部门的毁灭最终侵蚀了资助国家所需的资源基础本身（石油）。其结果是制度腐朽、大规模移民和普遍贫困。

**阿根廷假设（米莱版本）**认为，一个国家只有通过解放私营部门、执行严格的财政纪律，并将国家职能限制在保护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范围内，才能实现繁荣。2023年至2026年的证据表明，尽管初期社会痛苦巨大，但这一模型是可行的。

成就： 阿根廷驯服了恶性通胀风险，恢复了财政偿付能力，并通过RIGI解锁了庞大的能源和矿产潜力。

风险： 阿根廷面临新的挑战，如汇率升值可能损害非大宗商品出口部门的竞争力（"荷兰病"风险）。

最终洞察： 米莱并非在传统意义上"修复"阿根廷，他是在重置这个国家的操作系统。如果说查韦斯证明了尽管拥有无限的石油财富，一个国家仍可能被毁灭；那么米莱正在试图证明，尽管继承了废墟，一个国家仍可以被重建——前提是政府停止试图管理经济，并开始让经济自我管理。截至2026年初，数据表明阿根廷已成功转危为安，走出了民粹主义的迷宫，而委内瑞拉则依然被困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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