熵增、价值泄露与全球失衡的终局：中国经济“内卷”模式
本报告旨在回应一个核心且具有深刻地缘政治经济学意义的命题：中国当前盛行的企业“内卷”与巨额贸易顺差，本质上是否构成了本国劳动要素向全球消费者的福利输送？这一建立在“负外部性”与“金融抑制”基础上的增长模型，其存续的物理极限与政治边界在何处？
VestLab 理论部通过对 2024-2026 年间宏观数据、产业微观结构、金融账户流向及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穷尽式研究，构建了一个包含“制度性剩余转移”、“不平等交换的逆向演化”及“债务-通缩螺旋”的三元解释框架。
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当前的“内卷”并非简单的周期性产能过剩，而是一种由于居民部门消费能力受限、储蓄率被制度性拉高，导致过剩储蓄必须通过激进投资和净出口进行宣泄的宏观结构性失衡。这种失衡通过压抑要素价格（工资、资金成本、环境成本），实际上向全球购买力提供了巨额的隐性补贴。然而，随着外部“关税墙”的闭合（Trump 2.0 关税冲击及 EU CBAM 落地）和内部“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深化，这一逻辑正在遭遇硬约束。我们预测，2026-2028 年将是该模式无法维持并被迫进行剧烈再平衡的历史性窗口期。
第一章 导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中国悖论”与价值流向之谜
1.1 宏观视角的二元背离
置身于 2026 年初的全球经济图景中，观察者面临着一个令人困惑的二元悖论。这一悖论不仅挑战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也重塑了全球贸易的政治版图。
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似乎坚不可摧。海关总署与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2024 年至 2025 年间，中国制造业展现出惊人的统治力。在新能源汽车（EV）、光伏组件、锂电池等“新三样”领域，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产能的绝对主导，更以极具侵略性的价格优势横扫国际市场。2024 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规模创下历史新高，达到惊人的 1 万亿美元量级，成为全球经济中唯一的超级供给端。
然而，硬币的另一面却是国内经济的深层寒意。尽管出口引擎轰鸣，国内物价却面临持续的通缩压力。PPI（生产者价格指数）连续数十个月处于负区间，CPI（消费者价格指数）长期低位徘徊，甚至在部分月份触及零增长。微观层面的企业感受更为惨烈，即便是在出口最火爆的行业，企业利润率也遭到极限压缩，陷入了被称为“内卷”（Involution）的恶性博弈。与此同时，社会层面的焦虑感并未因贸易顺差的扩大而缓解，青年失业率的高企与居民消费倾向的低迷，构成了繁荣表象下的暗流。
1.2 用户的核心追问：谁在享受红利？
VestLab 的客户提出了一个极具洞察力的假设：这种极端的内部竞争和巨大的出口量，是否意味着中国正在用自己国民的辛勤劳动和资源透支，去补贴享受廉价服务的其他国家？
这一假设在逻辑上不仅成立，而且触及了当前全球宏观失衡的核心机制。在传统的贸易理论中，出口被视为获取外汇、积累财富的手段。但在当前的中国模式下，出口似乎演变成了一种“泄洪”机制——为了维持国内庞大的工业机器运转和就业稳定，必须将过剩的产能输送到海外，即便这意味着利润的微薄甚至亏损。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价值泄露”**。中国工人通过“996”的高强度劳动创造了大量实物财富，但由于分配机制的扭曲，这部分财富无法转化为国内的有效需求，只能以低廉的价格流向拥有更高购买力的美元或欧元区消费者手中。这构成了逆向的福利转移：从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流向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本报告将深入剖析这一机制是如何被制度化锁定的，以及它为何难以自拔。
第二章 理论重构：“内卷”与贸易顺差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要理解“内卷”为何会导致对外补贴，我们不能仅停留在供需曲线的表面分析，而必须深入到国民收入账户的底层结构，结合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的贸易平衡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不平等交换理论进行重构。
2.1 佩蒂斯模型：储蓄过剩与被迫顺差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提供了一个极具解释力的框架：贸易顺差不是生产效率的自然结果，而是国内储蓄与投资失衡的会计表达。
在开放宏观经济学中，存在如下恒等式： 其中， 为经常账户余额（近似贸易顺差）， 为国内总储蓄， 为国内总投资。
中国的核心问题在于，其超额的贸易顺差并非源于投资不足（事实上中国的投资率已高达 GDP 的 42% 左右，属全球最高之列），而是源于储蓄过高。但这并非是因为中国家庭出于文化偏好而“爱存钱”。VestLab 理论部强调，这是一种制度性强制储蓄。
工资增长滞后于生产率：长期以来，中国劳动报酬在 GDP 中的占比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数据显示，中国劳动份额约为 40%-43%，而全球平均水平接近 60%。这意味着工人每创造 100 元的产值，只能拿到 40 多元的工资，剩余部分流向了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 消费被抑制：由于家庭部门获得的国民收入份额偏低，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财力去回购自己生产出的商品。 必须出口的数学必然：当国内生产（100%）减去国内消费（40%）和极高的投资（42%）后，剩余的近 18% 的产出必须找到买家。在封闭经济中，这将导致生产过剩和萧条；在开放经济中，这部分过剩产能必须转化为净出口。
因此，所谓的“内卷”，在宏观上就是企业为了处理这些国内无法消化的商品，不得不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惨烈的价格竞争。这种价格战的底气，来自于被压抑的国内要素成本（工资）。正如佩蒂斯所言：“贸易战本质上是阶级战。”中国的工人接受了低于其边际产出的工资，从而使得中国出口商能够向美国或欧洲消费者提供极其廉价的商品。
2.2 不平等交换理论与逆向价值流
进一步引入不平等交换理论（Unequal Exchange Theory），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这种“补贴”的本质。该理论认为，核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的贸易，虽然在形式上是等价交换（按市场价格），但在所包含的劳动价值和生态足迹上是不平等的。
劳动时间的非等价流向：中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如光伏板、电池），虽然技术含量高，但在全球定价体系中，其包含的中国工人的大量复杂劳动时间，往往只能换回西方国家包含较少劳动时间的高端服务或知识产权。 微笑曲线的底端锁定：尽管中国在制造规模上庞大，但在微笑曲线（Smile Curve）的价值分配中，大量的利润被上游的技术专利持有者（欧美日）和下游的品牌渠道商（欧美）捕获。中国企业仅仅获得了微薄的加工费。 生态不平等交换：除了劳动价值，中国还向全球输送了大量的“生态承载力”。高能耗的钢铁、铝材和化工产品的生产留在了国内，伴随的是环境污染和碳排放，而清洁的最终产品却被西方消费者享用。随着欧盟 CBAM（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实施，这种隐性补贴将被显性化的碳关税所揭示。
2.3 “内卷”的经济学定义：伯特兰竞争与零利润
“内卷”（Neijuan）一词在经济学上对应的是边际效用递减与**伯特兰竞争（Bertrand Competition）**的混合体。在完全同质化的竞争中（如中国的光伏组件或入门级电动车），企业为了争夺有限的市场份额，会将价格杀跌至边际成本（）。在这种均衡状态下，企业的经济利润趋近于零。
消费者剩余最大化：当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时，生产者剩余为零，所有的社会福利都转化为消费者剩余。 跨国福利转移：由于这些产品的主要买家在海外，这意味着中国企业通过“内卷”消灭了自己的利润，将技术进步带来的全部红利，无偿让渡给了海外买家。这就是“补贴”论的微观机制。
第三章 机制解剖：强制储蓄与金融抑制的制度闭环
为什么这种显然“吃亏”的模式能够持续数十年？因为它有一套精密的制度安排在支撑，我们将之称为“强制储蓄与金融抑制复合体”。
3.1 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与预防性储蓄
尽管中国 GDP 总量庞大，但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长期徘徊在 40% 左右，远低于美国的 68% 或世界平均水平。这并非单纯的文化现象，而是**户籍制度（Hukou System）**导致的经济后果。
身份壁垒与公共服务缺失：中国有近 3 亿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但由于缺乏城市户籍，他们无法享受同等的医疗、教育、住房和养老保障。 预防性储蓄的高企：研究表明，流动人口的储蓄率显著高于本地居民。因为对未来缺乏安全感（一旦失业或生病就可能无法在城市立足），这部分庞大的群体必须将收入的极大部分储蓄起来以备急需。这实际上是一种对消费的制度性抑制。 劳动力成本的外部化：企业雇佣农民工往往不需要支付完整的社保成本，且可以通过“返乡”机制在经济下行期甩包袱。这种机制降低了出口企业的用工成本，增强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但代价是劳动者福利的损失。
3.2 金融抑制：向生产端输血的利息机制
中国金融体系的运作逻辑长期服务于投资驱动而非消费驱动，这构成了典型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
利率剪刀差：通过长期设定低于市场均衡水平的存款利率，银行体系得以获得廉价的家庭储蓄资金。 定向补贴：这些廉价资金被银行以优惠利率贷给国有企业（SOE）和重点支持的制造业部门（如现在的“新三样”）。这实质上是一次大规模的财富转移：每年将 GDP 的数个百分点从储户（家庭部门）转移到了借款人（企业部门）手中。 资本错配：这种机制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企业能在利润微薄的情况下持续扩张产能——因为资本成本被人为压低了。这导致了严重的资本错配，大量资金流入了回报率极低的基础设施和过剩产能行业，而非回报率更高的服务业或家庭消费信贷。
3.3 “新质生产力”与供给侧偏好
面对经济放缓，决策层在 2024-2025 年提出的核心战略是“新质生产力”（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路径依赖：这依然是一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强调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FP）。政策资源继续向高科技制造业倾斜。 供需错配加剧：虽然这提升了电动汽车、芯片等领域的硬实力，但并没有解决需求侧的根本问题——谁来买？当国内家庭收入没有同步增长时，这些被政策刺激出来的“高质量”产能，只能涌向国际市场，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的指责。这种“用供给侧手段解决需求侧问题”的做法，无异于缘木求鱼，反而强化了对外部市场的依赖。
第四章 产业实证：通缩输出与利润毁灭的现场
理论的推演在 2024-2025 年的关键产业数据中得到了残酷而清晰的验证。我们在光伏、电动汽车和电池三个领域，看到了“内卷-出口-补贴”逻辑的极致演绎。
4.1 光伏产业：从“印钞机”到“碎钞机”
中国光伏产业占据了全球 80% 以上的产能，是典型的“中国制造”样本。然而，该行业在 2024-2025 年陷入了史无前例的惨烈价格战。
隆基绿能（Longi Green Energy）的财务警示：作为行业绝对龙头的隆基绿能，在 2024 年出现了自 2013 年上市以来的首次年度亏损。 巨额亏损：根据公告，隆基绿能 2024 年预计净亏损高达 82 亿至 88 亿元人民币。 资产减值：亏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高达数十亿元的存货减值准备。由于技术迭代（从 PERC 转向 TOPCon/BC）和产能过剩，仓库里的组件价值在短短几个月内大幅缩水。 价格崩塌：组件价格在 2024 年跌破了 1 元/瓦的心理关口，甚至逼近现金成本。这种非理性的价格战导致全行业（包括通威、晶科等）利润率崩塌，隆基的运营利润率从 2022 年的 12.7% 暴跌至 2024 年的 -12.4%。
谁在受益？中国光伏企业的集体亏损，实际上是在补贴全球的绿色转型。欧洲和美国的太阳能安装商享受了历史最低的组件价格，大幅降低了其 LCOE（平准化度电成本）。可以说，是中国企业的股东（承受股价下跌）和员工（承受裁员降薪）在为全球气候目标买单。
4.2 新能源汽车（EV）：销量之王与利润之谜
电动汽车行业被视为中国产业升级的皇冠，但在繁荣的数据之下，同样隐藏着利润的窘境。
比亚迪（BYD）vs 特斯拉（Tesla）：两条路线的对决 2024-2025 年的数据显示，比亚迪在销量上已经全面超越特斯拉，甚至在营收上也实现了反超（1070 亿美元 vs 977 亿美元）。然而，特斯拉依靠品牌溢价和软件服务，维持了相对较高的单车毛利。相比之下，比亚迪虽然凭借垂直整合（自己造电池、芯片）实现了盈利，但其单车净利润仍显著低于特斯拉。 行业全貌：除了比亚迪和理想汽车（Li Auto）等少数几家头部企业，绝大多数中国 EV 新势力（如小鹏、蔚来、零跑）在 2024 年仍处于亏损状态，或刚刚触及盈亏平衡线。 价格战（Neijuan）：为了争夺市场份额，比亚迪打出了“电比油低”的口号，引发了全行业的价格跳水。这种“卖一辆亏一辆”的模式，本质上是资本市场（风投、股市）和地方政府（补贴）在补贴消费者。当这些车出口到欧洲时，便是对欧洲消费者的补贴。
表 4.1：主要 EV 厂商 2024 财务表现对比
| 厂商 | 销量 (万辆) | 营收 (亿美元) | 净利润状况 | 运营策略 |
|---|---|---|---|---|
| 比亚迪 (BYD) | 427 (含混动) | 1070 | 盈利 (薄利多销) | 垂直整合，全产业链降本 |
| 特斯拉 (Tesla) | 179 | 977 | 盈利 (高毛利) | 品牌溢价，FSD 软件收费 |
| 蔚来 (NIO) | ~20 | / | 巨额亏损 | 服务驱动，换电模式 |
| 小鹏 (Xpeng) | ~18 | / | 亏损收窄 | 智驾技术驱动 |
（数据来源: 34）
4.3 动力电池：寡头的焦虑与利润压缩
即便是拥有绝对话语权的电池环节，也无法逃脱“内卷”的引力。
利润率下滑：由于下游车企的压价传导，以及上游碳酸锂价格的剧烈波动，电池企业的利润空间被压缩。三星 SDI 和 LG Energy Solution 在 2024 年的运营利润率下滑至 2.2% 左右，显示出行业竞争的白热化。 宁德时代（CATL）：作为全球老大，宁德时代虽然维持了相对较好的盈利能力，但也面临产能利用率不足的问题。为了维持开工率，必须向海外市场寻求出路，即便面临地缘政治风险。
第五章 历史互文：日本、德国与“中国特色”的比较
为了判断这一逻辑能坚持多久，我们需要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寻找参照物。
5.1 1980s 日本：广场协议前的镜像
中国目前的情况常被比作 1980 年代的日本，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超级出口国：日本当年的汽车和半导体产业横扫美国市场，对美贸易顺差巨大。 外部压力：美国启动了“超级 301 条款”调查，逼迫日本签署《广场协议》使日元升值，并实施自愿出口限制（VERs）。 内部结构：高储蓄、低消费、房地产泡沫膨胀。
关键差异：
发展阶段：1985 年的日本已经是高收入国家，人均 GDP 接近美国。而中国目前人均 GDP 仅为美国的 1/6 左右，存在“未富先老”的风险。 地缘政治：日本是美国的军事盟友，双方的冲突局限在经济领域，可以通过妥协解决。中国被美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面临的是全方位的脱钩（Decoupling）和去风险（De-risking），妥协空间极小。
5.2 2000s 德国：哈茨改革与工资抑制
另一个被忽视但极具参考价值的案例是 2000 年代的德国。
哈茨改革（Hartz Reforms）：为了恢复竞争力，施罗德政府推行了劳动力市场改革，实质上抑制了工人工资的增长。 工资通缩与出口繁荣：这使得德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相对于南欧国家大幅下降。德国通过压低国内工资（抑制消费），创造了巨额贸易顺差，成为了欧洲的出口引擎。
结局的启示：德国模式最终导致了欧元区内部的严重失衡，引发了欧债危机。如今，随着全球需求疲软和能源成本上升，德国模式也陷入了困境。这警示我们，依靠压低要素成本换取出口竞争力的模式，最终会因为贸易伙伴的“去工业化”反弹而终结。
第六章 外部约束：全球失衡的容忍极限与关税壁垒
回答“还可以坚持多久”的关键，在于外部环境的物理和政治承载力。VestLab 理论部判断，2026 年将是一个临界点。
6.1 “Trump 2.0”与全面关税战争
随着美国政治周期的演变，2025-2026 年极有可能迎来更激进的贸易保护主义。根据目前的政策信号和预测：
60% 关税威胁：特朗普团队已明确提出，如果再次当选，将对中国商品征收 60% 甚至更高的全面关税。这将不再是针对个别产业的精准打击，而是对中美贸易流的系统性阻断。 贸易转移的终结：在第一轮贸易战中，中国通过向越南、墨西哥转口贸易规避了部分关税。但“Trump 2.0”计划将填补这些漏洞，对转口国施加压力或实施“原产地追溯”。这将使得中国通过降价（内卷）来维持出口份额的策略彻底失效——因为你再怎么降价，也抵消不了 60% 的关税。
6.2 欧盟 CBAM：绿色壁垒的闭合
欧洲市场曾是中国的避风港，但这一窗口正在关闭。
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将于 2026 年正式开始征收碳关税。这将对中国的高能耗出口产品（钢铁、铝、水泥、化肥等）构成巨大打击。 反补贴调查常态化：欧盟对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只是开始。随着欧洲本土工业（如大众、施耐德）感受到生存威胁，更多的行业（风电、医疗器械）将被纳入调查范围。 市场容量的物理极限：佩蒂斯指出，美国和欧洲作为“最后的消费者”，其吸收全球顺差的能力是有限的。全球贸易是零和游戏（顺差之和等于逆差之和）。如果中国坚持维持占全球 GDP 2%-4% 的顺差，其他国家必须承担相应的逆差和失业。这在政治上已经不可持续。
第七章 内部极限：债务悬河与社会契约的考验
如果外部大门关闭，内部能否消化过剩产能？答案是悲观的。
7.1 地方债危机与财政空间的枯竭
中国的投资驱动模式依赖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LGFV）的举债。然而，这一模式已走到尽头。
债务置换：2024 年 11 月，中国不得不推出 10 万亿人民币的化债方案，包括从 2024-2026 年每年安排 2 万亿用于置换隐性债务。 以债养债：这笔巨款仅仅是为了防止地方政府违约，即“借新还旧”，并不能产生新的 GDP 增量。财政资源被债务黑洞吞噬，意味着政府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家庭收入补贴或福利建设。 投资回报率（ROA）崩塌：随着基础设施的饱和，新增投资的边际回报率急剧下降。继续举债投资不仅不能拉动增长，反而在制造新的坏账。
7.2 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断裂
刘易斯拐点的复杂化：中国同时面临“招工难”和“就业难”。一方面，制造业普工短缺，工资刚性上涨；另一方面，高达 1100 万的大学毕业生面临就业困境。 青年失业率：官方数据显示，剔除在校生后的 16-24 岁青年失业率在 2025 年 10 月仍高达 17.3%。这表明高端服务业（互联网、金融、教培）的萎缩，无法吸纳高学历人才。 社会契约的动摇：过去几十年，“经济增长换取政治稳定”是默认的社会契约。当增长放缓，且年轻人无法通过奋斗改变命运（“躺平”），社会稳定的风险将显著上升。
第八章 结论：周期的黄昏与新均衡的代价
VestLab 理论部综合以上宏观、中观与微观分析，针对用户提出的“这个逻辑还可以坚持多久”给出如下终极研判：
8.1 逻辑成立的三个支柱正在崩塌
中国“内卷+顺差”模式过去之所以成立，依赖于三个前提的共存：
外部市场的开放性：允许中国通过顺差输出通缩。 内部的高投资回报：房地产和基建能吸纳过剩储蓄。 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与低福利：维持低工资成本和高储蓄率。
现在，这三个条件全数逆转：外部面临 Trump 2.0 和 EU CBAM 的保护主义铁幕；内部面临地产泡沫破裂和债务上限；劳动力面临人口老龄化和社保支出的刚性压力。
8.2 时间窗口：2026-2028 年的临界点
我们认为，2026 年至 2028 年将是该模式的极限区间。
短期（2026）：中国可能会通过汇率贬值、出口退税和向“全球南方”转口贸易来勉强维持顺差。企业将继续承受“增收不增利”的痛苦，依靠规模效应熬过寒冬。政府将利用 10 万亿化债资金维持底线安全。 中期（2027-2028）：随着欧美关税全面落地和 CBAM 生效，中国出口引擎将面临物理性熄火。如果届时国内消费无法接棒（这需要激进的户籍改革和财富再分配，目前看政治阻力巨大），中国经济将面临长期的**“日本式停滞”**——即资产负债表衰退与通缩螺旋的长期化。
8.3 战略启示
对于 VestLab 的客户而言，这意味着必须重新评估对中国资产的配置逻辑：
回避纯出口型制造：特别是那些依赖欧美市场且缺乏海外产能布局的企业，其估值逻辑将被关税重塑。 警惕“产能过剩”板块：光伏、锂电等行业的出清过程将比预期更漫长，这不仅是商业周期的波动，更是地缘政治的清洗。 关注“内需改革”的信号：唯一能打破这一死循环的，是真正意义上的需求侧改革（如给居民发钱、大幅提高农民工社保）。如果在 2027 年前后出现这种政策转向，将是抄底中国消费资产的历史性机会。
最终结论：中国目前的“内卷-出口”循环，确实是举国体制下对资本积累的极致追求，以牺牲一代人的消费福利为代价，换取了国家工业体系的完备。这在追赶阶段是有效的，但在总量过剩阶段则是负效用的。它不仅让国民更加辛苦，也让国家在国际上更加孤立。这一逻辑的物理极限已至，转型的阵痛不可避免。
报告撰写人：VestLab 基金公司理论部 日期：2026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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